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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新年豐盛

2012-01-24T08:41:00.000-08:00

農曆新年期間，香港社會其中一個餘慶節目是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到沙田車公廟為香港求籤，今年求得的是一支中籤，籤文為「何為邪鬼何為神，神鬼如何兩不分。但管信邪修正外，何愁天地不知聞。」又神又鬼、又正又邪，即係點呢？解曰：「凡事皆吉」。不過既然是為香港求籤，關係到全港市民的福祉，大家當然就點都要發揮一下想像力，想像一下究竟支籤可以跟香港有啥關係？

籤文中第一句「何為邪鬼何為神，神鬼如何兩不分。」好自然就令人聯想到正在進行的特首選舉的「豬狼之爭」，何為豬誰是狼，有時真係兩不分。記者問劉皇發籤文是否寓意特首選舉，發叔就表示認同並且覺得應景。不過無論是否寓意特首選舉，最鬆一口氣的大概是發叔本人。

記得在2009年的農曆新年期間，發叔又係到車公廟為香港求籤，當年求得的是一支下籤，有市民大表不滿，市面上徒添兩分悲悽。

其實求籤對特區政府而言，不論從什麼角度看，都是險著。
好彩求得支上上籤，大眾市民除了因為不是得著下下籤而略感安慰之外，對政府的民望全無效益，求籤官員亦不會因而得到更多市民認同。若在跟著的一年遇有什麼不測，政府更會被譏為有運都不會行，阻住全港市民發達。

如果一個不好彩，求得支下籤，市民難免產生失落不安的情緒，對政府更是什麼都看不順眼。求籤高官更是首當衝，陀衰家的形象應運而生。當年發叔為香港求得下籤，苦笑之餘亦惟有盡高官之責，辯解說：「車公大元帥好靈，給我們一個很大的警告及提示，即是說我們要團結，有和諧社會我們就可以共渡難關。」彷彿在談論什麼政府政策似的。但無論你點解，人家就是認定你黑仔。跟著的幾天，由特首曾蔭權，到各位高官，都要為下籤辯解兩句，安撫大眾情緒，以專業口吻叫大家「以平常心看待有關事件」，只差「大家唔好咁迷信！」呢句未講出口。

既然求籤這玩意如此凶險，特區政府理當發揮閃得就閃的精神，宣佈從此禁止官員求籤，改為高官舞獅也好、高官搶包山也好，總之就是喜慶一點兼且不會身痕的新年活動。

但求籤是民間風俗嘛，不做總有點不自在呀！
若果求籤真是如此不可取替，我建議政府實施「求籤問責制」。每年供出一位民望最低的高官去求籤，求得上籤可以繼續留任；求得下籤就馬上炒魷。這樣做的話，好彩有支上籤，全港市民開心。不幸得出下籤，市民更見興奮，因為可以順腳踢走一個不順眼的高官。

當然，特區政府連高官犯錯都不一定要問責，何況求籤呢？畢竟求籤問卜都是一些沒有什麼根據的玩意，例如根據《明報》翻查香港三大「玄學天王」，蘇民峰、麥玲玲和楊天命，過去5年針對股市、樓市的預測，發現三人的「命中率」即使用較寬鬆的計算方式都只有五成。五成的命中率其實就等同於擲毫，「一係公、一係字」，長遠而言，估中的機率都是五成。

再加上這類預測的內容用字多數都是語意不清，模稜兩可，例如發叔今年求得的中籤，解籤師傅解釋說，籤文內容乃寓意「香港今年會遇到問題，需要思考如何解決，如果能夠修正就全港都會很好」… 其實他又解了些什麼呢？

新一年的社會走勢如何，其實報紙的政治版和經濟版日日都有分析，不然自己用 common sense 感受一下市況都會有點 feel。與其花錢求籤問卜，不如心裡帶著平安喜樂，安份守己，努力工作，愛護家庭，實實際際的去建立一個豐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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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步向左走

2012-01-19T22:09:00.000-08:00

要重振雄風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是先仔細的望聞問切，找出根本的問題，對症下藥，花點時間去固本培元。另一個方法是為求得著即時一振雄風的快感，尋找偏方，藥石亂投，不惜傷身，為挺而走險。聯邦自由黨選擇的方法，似乎是後者。

在日前舉行的聯邦自由黨黨大會當中，與會代表選出曾領導自由黨安省分部，42歲的克勞利 (Mike Crawley) 任黨主席。不過叫人驚訝的就不是選舉黨主席的結果，亦不是什麼重振黨威的具體方法，更加不是對國家前景有什雄圖偉略，而是在大會上，竟然以77%的大比數，支持大麻合法化。

理論上，在黨大會上的決議不等如黨領一定要執行，也不代表黨要將有關決議成為競選政綱，不過隸屬聯邦自由黨的加拿大自由黨青年團 (Young Liberals of Canada) 主席拉華爾 (Samuel Lavoie) 已經表示，支持大麻合法化的決議係證明自由黨正在蛻變中，並且期望推動大麻合法化會被寫入2015年的自由黨競選政綱當中。

有這樣的期待非常合理，事關自由黨臨時黨領袖李博 (Bob Rae) 已經第一時間大力擁抱有關決議，向與會人士大聲宣告：「讓我們面對現實，對付毒品的戰役徹底失敗」，指「國家今日面對最易上癮的物質是煙酒」﹐因大麻而「將新一代年輕人送入監獄」是毫無意義的。雖然李博無說明何謂「對付毒品的戰役徹底失敗」；亦無交待為什麼難以規管的非法物品就不如將之合化法更好背後的邏輯；又無解釋既然煙酒上癮已經遺害不淺，何解還要加上大麻？但大聲認同將大麻合法化，就馬上賺到在場人士的起立鼓掌，即時得到雄風一振的快感。

自由黨在上一屆的大選中慘敗，失去了最大反對黨的地位給聯邦新民主黨，其中一大原因是近年自由黨在政治光譜上的立埸很不清晰，以走中間路線自居，但政綱和主張卻是不斷向左傾斜，似乎有意整合中間偏左的力量跟中間偏右的保守黨對疊。但到大選的後期，見選情告急，自由黨又大聲疾呼，叫選民不要向左走向右去，而是要支持走中間路綫的自由黨，令大眾無所適從，既吸引不到新的支持，又令固有的票源流失。再加上當時左翼老手新民主黨黨領林頓的鋒芒，遠勝當時的自由黨黨領葉禮庭，自由黨根本無本錢去將大勢挽回。

如今林頓已去，新民主黨正在某種不確定的氣氛之中，自由黨正好有空間去痛定思痛，發動百年老店深厚的人脈資源和歷史優勢去重整旗鼓，重拾謹慎穩重的政治印象。反正下次大選在四年之後，何不用四年時間好好排毒美顏、強身健體呢？不過從剛過去的黨大會中所見，自由黨似乎缺乏耐性去固本培元，反而放棄中間路線，急步向左走，之前只是提倡大麻非刑事化，跟新民主黨的立場一致；如今更是支持大麻合法化，比新民主黨走得更左，李博的口吻更是似是大麻黨多過大家所熟悉的自由黨。廣大民眾所關心諸如經濟、民生的議題卻是無影無蹤。如此走下去，自由黨重振雄風之路恐怕會是越走越艱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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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力的比較問題

2012-01-04T11:56:00.000-08:00

進入新一年，各類專家、分析員對各種各個範疇都有各式各樣的預測，其中一大預測對象是中國。由中國將會在倫敦奧運會首次贏得獎牌數目第一；到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被日本乘機重奪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寶座；到預言中國將會崩潰，五花八門，要啥有啥，任何政治口味人士都可以口沫橫飛。

連中國國內亦有人湊湊熱鬧。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在一篇題為《一超多強開始向“兩超多強”演變》的文章中提出，國際格局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出現了新的變化趨勢，對國際規範、國際組織、以及國際思潮都產生了影響，在2012年這種趨勢會更趨強勁。美國獨大的單極格局已明顯弱化，中美綜合實力的差距在縮小，同時中美兩國跟其他國家的實力差距越來越大。所以從物質實力角度分析，目前「一超多強」，即一個超級大國伴隨多個強國的格局，將會向「兩超多強」的格局演變，「兩超」當然就是指中國和美國。

這類的說法其實不時都有出現。例如在2010年初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就在其著作《中國夢》中提出「冠軍國家爭奪戰」的概念，認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不應再繼續低調，而應該「衝刺世界第一」，「成為世界第一，做頭號強國，是中國21世紀的大目標。」再數1996年的《中國可以說不》和2009年的《中國不高興》，「兩超多強」的論調就溫和/學術得多，至少不是說中國只能是世界第一，雙冠軍都可以。

不過無論論調如何，類似的說法一般都著眼於中國的「硬力量」。「硬力量」也者，主要是指經濟和軍事的綜合實力。所以提出「兩超多強」的作者特別提出，估計在未來5年，只有中美的國防開支可以維持在千億美元的水平之上作為論據。認為新一年中國形勢大好的預測，一般都著眼於中國8%至8.5%的經濟增長率。

的確，要成為超級大國，需要有一定的硬力量，就好似目前經濟陷入水深火熱的歐洲國家，紛紛都向中國靠攏。問題是，一旦這些歐洲國家經濟有好轉，還會不會對中國高度重視呢？目前吹捧中國的背後，其實是不是一顆恨不得中國經濟早日爆發危機的心？

要成為一個在國際舞台上真正有影響力的國家，還需要有「軟力量」。「軟力量」也者，主要是指文化性和道德性的影響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就務實得多。在2011年10月18日，十七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指文化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成份，「誰佔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他的分析是中國文化整體實力跟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還不相稱，「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

姑勿論胡錦濤講話的動機，將文化影響力放入衡量綜合國力是一種非常務實的智慧。所以與其因為中國的硬力量而過度雀躍，不如了解一下可以如何將中國的軟力量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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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9T21:14:00.000-08:00

聖誕期間社會上知名的人物和領袖都會發表聖誕講話。不同人士的講話有不同的取向。

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聖誕子夜彌撒中，就抨擊聖誕節日益商業化，指「今天聖誕節已經變成一種商業化的慶祝活動，奪目的燈飾掩蓋了上帝的奧秘。上帝教導我們謙卑，過簡約的生活。讓我們祈求天父，看穿這個季節閃閃生光的表面，重新發掘聖子在伯利恆馬槽內出生背後的真正意義，從而找到真正的快樂和真光。」又呼籲要重新發掘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藉以面對社會上的各種問題。另外教宗日前跟教廷人員開會時表示，歐洲現時所面對的金融和債務危機，其實是源自歐洲大陸的道德危機。

英國聖公會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聖誕講道中，指今年在英國發生的騷亂和金融危機，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受到嚴重打擊，人的互信被濫用以致失去，信任危機是目前公眾所面臨最為迫切的問題，所以呼籲公眾不要把生活建立在自私與恐懼之上。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發表的聖誕講話就更直接。在講話的最後一段，英女皇指耶穌降生時的世界同樣是一個充滿恐懼的世界，然後就引用聖經報喜訊的天使對牧羊人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後話鋒一轉，說雖然人有行善的能力，但歷史教導我們，人是需要被拯救，特別是從我們的魯莽和貪婪中被救贖，所以上帝不是差派一個哲學家，而是差派一個救主來拯救、赦免人。英女皇這樣的聖誕講話，一個不留神，真的以為自己在聽道。

縱觀三個人的聖誕講話，雖然著眼點有不同，但論點似乎非常接近，就是目前社會的困境，乃源自一些更深層問題。前一排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示威者其中一個最突出的控訴，不是銀行家、資本家無能，而是貪心。當中所指向的，不也是一些更深層問題嗎？

不過慣於經濟掛帥，利字當頭，將一切有深刻意義的活動商業化、物質化，人的魯莽、失信、貪婪，大概不只是社會上百分之一的人的問題。在今年的聖誕、新年期間，與其在重複這些深層問題，或者為著2012年的經濟挑戰會有幾巨大而惶惶恐恐，不如讓自己有一些空間，安靜一下，整理一下自己的心靈，換一個新的角度，帶著一份新的力量，準備進入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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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3T11:16:00.000-08:00

聖誕節對不少人來說，是個購物的日子，不過聖誕節其實更應該是個施予的日子。

一份由 Innovative Research Group 所做有關加拿大人慈善捐獻的調查報告顯示，原來影響著國民捐獻多少有兩個好重要的因素，這兩個因素都跟入息多少沒有什麼關係，反而是一些更深刻的層面。

第一個影響著捐獻多少的重要因素，是對人普遍的信任程度。報告指，在過去一年作出超過$500捐獻的受訪者當中，超過70%認為社會上「大部份人都是可信任的」。在完全沒有作出捐獻的受訪者當中，只有少於35%認為「大部份人都是可信任的」。從另一角度去提問，在完全沒有作出捐獻的受訪者當中，45%強烈認為慈善機構是將善款浪費在行政開支上，相對有大筆捐獻的受訪者，只有23%有同樣的看法。

其實一個慈善機構花多少在行政開支上才算合理，其實不易界定。誓如今朝早在非洲某小國發生強烈地震，某慈善機構明天一早就有資源送到災區，當中迅速的安排，由救援物資的儲存、到運送、到人手和儀器的配套，必定要有一個完善的行政運作系統，否則救援工作根本無可能即時到位。哪用在行政上的開支是浪費抑或是必需的呢？對人普遍的信任程度低的人士，大概會認為是浪費，進而對該慈善機構產生某種陰謀論，進而大條道理拒絕作出捐獻。而對人普遍的信任程度高的，大概會選擇欣賞該慈善機構的工作果效，信任機構負責人基本上會誠實地使用善款，進而更慷慨解開善囊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慈善機構固然有責任去建立可信的形象，捐獻者亦要在對人的信任程度作出調整，讓有需要的人得到切實的幫助。

調查報告又顯示，第二個影響著捐獻多少的重要因素，是宗教信仰。報告指，作出超過$500捐獻的受訪者當中，46%指捐獻幫助他人是信仰中重要的一部份。而按全國的平均數字，亦有超過30%指宗教信仰是推動他們捐獻的一個重要部份。報告的分析員表示，雖然加拿大已不再是一個宗教氣氛濃厚的國家，但宗教信仰在慈惠工作上的重要性卻超過一般人所想像。

宗教信仰對慈惠工作的影響可以有多個層面，以我個人的領受，信仰其中一個有力的地方，是讓人的眼光從自己的身上放眼向外望，望見世界，望見他人的需要。既然聖誕節是慶祝耶穌的降生，就以耶穌為例。例如耶穌教導他的門徒「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 ─ 你的神，又要愛人如己。」一個忠於基督信仰的人，對神的敬畏是會反映在對他人的關愛上，兩者是緊扣在一起的。正如荷蘭前總理兼神學家的 Abraham Kuyper 所解釋，愛的源頭是神，如果你對神的愛是強烈而真誠的話，這份愛就會自然地湧流到別人的身上。主耶穌的門徒就是因為明白到神的愛和恩典，以致能夠有一份不問回報，傾力照顧有需要的人的心志。能夠造到不以自我為中心，自然就能放眼別人。

說聖誕節其實更應該是個施予的日子，是因為這個節日所記念的，是一個教導人捨己施予的主。所以在聖誕期間，鼓勵大家不要只是著眼於自己想擁有什麼，而是放眼世界上有需的人。大家都知道近年經濟不景，社會上有更多人需要援助，慈善機構更需要資源去幫助有缺乏的人。大家不妨本著聖誕的精神，在慈惠工作上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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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3T14:52:00.000-08:00

美國著名倫理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榮譽哲學教授法蘭克福（Harry G. Frankfurt），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篇幅極短的書，卻榮登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冠軍。又得到台灣知名政論家南方朔的垂青，翻譯為中文。要先作這麼多介紹，事關這本小書的書名可能令你嚇一跳，叫 On Bullshit，直譯是「牛屎」，南方朔用了一個比較衛生的翻譯，叫「放屁」。不過正如南方朔所形容，這本書有一個「不雅的題目」，但當中卻有著「高雅的學問」。法蘭克福教授是以嚴謹的哲學分析方法，去解釋「放屁」這種充斥著現代社會的語言現象。

根據法蘭克福的分析，「放屁」和「講大話」的目標都是要誤導聽眾，不過兩者的本質其實是有很大的分別。講大話的人必須先確定事實的真假，才知道要編一個什麼謊話去誤導別人。即是說，講大話的人心中知道真相，只是故意扭曲真相。

但講屁話的人就不同，雖然屁話中可能有虛假的成份，但講屁話的人對事實的真假其實完全不關心，只是堆砌一堆說話蒙混過去，藉著含糊的表述去達到目的。且相比起講大話，講屁話的好處在於更容易逃過人的指責，故此在政壇上，政客都傾向於講屁話多過講大話。

例如香港特首參選人唐英年推銷政綱時表示，不只是要以民為本，而是要建立「人性化的政府」。他的意思是不是現在的政府無人性？抑或現在的政府已經好有人性，他會繼續這個傳統？其實什麼是人性化的政府？意思多講人事關係人情世故少講法治和效律？抑或其實什麼叫人性化的政府並不重要，只是在堆砌一堆含糊的屁話，目的只為製造出唐英年好有人性的形象，但當選之後，他所建立的政府究竟是有人性抑或無人性，根本就無從稽考。

又或者望過少少，在台灣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在兩岸問題上不承認「九二共識」，卻推出什麼「台灣共識」。但其實「台灣共識」是一什麼樣的共識？包不包括支持兩岸統一人士的想法？抑或只是台南深綠人士和台獨支持者的共識？這個共識是如何得出來的？有沒有科學性的數據支持？這些問題其實都沒有什麼意義，「台灣共識」如何得出來，什麼內容什麼數據，以至「九二共識」事實真相，大概都不是蔡英文所關心的，「台灣共識」只是為了不嚇走中間選民，又不得罪深綠選民，所堆砌出的屁話。

又或者再望近一點，較早前在印尼峇里出席東亞峰會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為美國在中國南海水域興風作浪，上下其手的作為，向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實話實說，直接表達美國有意在亞太採取更積極的戰略角色，因為美國在南海有很大的利益。但究竟跟南海相距十萬八千里的美國，為何會在南海有很大利益呢？大到要在南海水域附近國家增兵呢？除非奧巴馬承認南海利益指的是轉移美國國民對內政的不滿，或者增兵和售賣武器有助美國經濟，否則根本無從看出美國在南海有很大利益此話的具體意思，又是一堆含混的屁話。不過人家貴為美國總統，放個屁唔臭都響，溫總唯有回敬一向「來而不往非禮也」。這反應其實都好正常，你上下其手，人家當然就大喊非禮啦！

所以說，放眼不同的地方，現今的政壇都是屁話連篇，大眾真的要好好分辨，以免嗅慣了臭屁，再不會追求清新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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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1T13:34:00.000-08:00

做過政界紅人，卸任之後其中一個玩意就是出回憶錄，既可讓當事人盡訴心中情，又可以讓大眾了解一些微妙政局背後的內情。美國前國務卿賴斯今個月初就出了第二部回憶錄，其中引人注意的就是書中提及到兩岸關係的問題。

回憶錄中提到台灣前總統陳水扁時，主調非常清楚，就是大力的評擊。有關阿扁的篇幅中連一句好話也沒有，指阿扁經常沖撞美國，又在兩岸問題上抽美國政府後腳，多次把台灣帶到危險邊緣。美國政府其實對阿扁非常不滿，但為了顧及顏面，美國的官員在公開談話時總是語帶保留，但暗裡其實已跟他翻臉。

回顧在阿扁當總統期間，在兩岸問題上興風作浪可以說是不定期指定動作。一時搞什麼「入聯公投」，一時又叫什麼終止國統會和《國家統一綱領》，總之是當台灣內政不彰、政府醜聞纏身、民進黨選情告急，又或者自己人氣下滑時，阿扁都會在兩岸激起千重浪。其實阿扁一直以來政治抽水的法寶不多，但無奈兩岸之間的水夠深，他抽極都仲有得抽。其實當時大家都摸不清，究竟是美國政府大力撐腰，鼓勵阿扁搞到波瀾壯闊，令中國大陸的領導人經常濕身；抑或是阿扁自己看中中美之間的矛盾，為己利而拖美國落水。根據賴斯回憶錄，實情原來是後者，賴斯甚至指阿扁提出的什麼「入聯公投」，其實根本就是台灣「獨立公投」，激怒了美國朝野。但無奈阿扁實在太精於嬉水，美國只有忍氣吞聲，做一隻敢怒不敢言的落水狗。

阿扁時代現在已成過去，阿扁亦已由總統府遷居台北監獄。但中國附近的水域亦未見得平靜，不只兩岸不時水花四濺，南海一帶更是暗湧重重。較早前在印尼峇里出席東亞峰會時，美國總統奧巴馬跟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是上演精釆的口水戰。有報導指，根據有參加溫奧閉門會晤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透露，奧巴馬在會上有直接表達美國有意在亞太採取更積極的戰略角色，又指美國在南海有很大的利益，「南海的航海自由、商務流通自由、南海爭議的和平解決都符合美國利益，希望中國維護南海航行和通商安全，也希望南海問題得到和平解決」。但據另一份的報道，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就表示，「印象中，（溫奧）應沒談及南海問題」。究竟誰是誰非，抑或是翻譯員出錯，恐怕要等若干年後溫家寶或者奧巴馬出回憶錄時大家才能有多一點點的頭緒。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明顯有心介入南海問題。即使形象溫和如溫總，對奧巴馬的步步進逼亦忍不住要回敬一句「來而不往非禮也」，中國官方新華社亦10小時內四度發出新聞稿，就南海問題闡明中方的立場，但這一切大概都不會改變美方繼續在南海興風作浪。事關下年是美國大選，在內政不濟，經濟運滯的情況下，奧巴馬以至其他美國政客都急需一個推卸責任和轉移視線的目標，中國明顯是一個方便的對象。

例如在共和黨初選的競選活動和外交政策辯論中，德克薩斯州州長佩里就信手拈來，指中國為美國目前最大的國家安全問題，甚至言正詞嚴的話  ：「在（中國）這個國家，每天有3.5萬宗強制墮胎，解放軍又插手網絡的安全事宜。這些都是我們（美國）在道義和安全上必須處理的重大問題。」你要明白這個論點箇中的邏輯就真係諗死，但其實只要了解到美國政客面對內政和民怨有多束手無策，就不會執著於這類言論的邏輯，改為同情這些政客的困境。

講到尾，他們都不過跟當年阿扁一樣，為求自己的利益，不惜拖人家落水，將所有有關的國家帶到危險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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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漏洞

2011-11-23T15:00:00.000-08:00

由於卑詩最高法院正在審理一宗有關安樂死的案件，原告人指《刑事法》中禁止輔助自殺的法例侵犯人權，安樂死的問題又再次被討論。不過雖然媒體有報導，甚至有報章的編輯社論公開支持加拿大有選擇死亡的權利，但就沒有引起政黨熱烈的反應。

沒有政黨太熱切反應的原因，大概是安樂死的問題本身在社會上並無引起太熱烈的討論。由於安樂死所會引發的社會問題非常複雜，若果有政黨或政客要提出支持安樂死，首先要就有關問題理出一個較清楚的輪廓和範圍，準備回答一些棘手的問題，例如容許安樂死會不會在實際上形成變相鼓勵人自殺？又或者安樂死的決定是不是必需由當事人自己決定？可否由其他人代為決定？如果可以的話，又如何避免當事人的生命權益被侵犯？

跟其他很多的議題不同，政客不能只是大喊「支持死亡權」之類抽象的口號就能吸引到民眾的響應，在要下苦功又不保證會有選票和政治回報，甚至會惹來一身腥的情況下，政客大概不會貿然行事。所以朝野雙方在被問及有關問題時，都謹慎回應指無意改變現行相關的刑事法。

另一個政黨不熱切反應的原因，可能是容許安樂死合法化之後所引發的後果，可能跟政黨本身的理念和追求有所抵觸。

誓如按照現時所謂的安樂死運動所發展出較寬鬆容許的安樂死的範圍，當事人不需要在醫學上證明已處於絕症的末期，並且身體上有無法忍受的痛楚才可以要求安樂死。按安樂死運動現時的看法，當事人即使不是處於絕症的末期，只要是長期病患，身體上有痛楚，心靈上有痛苦，已經可以要求了結生命。按此寬鬆的規範，會不會出現社會上弱勢社群更傾向於尋求安樂死的情況。例如來自貧窮家庭又有長期病患的老人家，會不會為了減輕子女的經濟壓力和精神壓力，更傾向於尋求安樂死？又或者在醫療資源緊繃的時候，一些來自弱勢社群的長期病患，會被引導向終止生命的方向？或者當事人本身感受到不應該耗費社會資源的壓力，而去考慮安樂死？

又誓如按照現時安樂死運動的看法，終結生命不應只限於「慈捨」，即是在病人無可救藥，純粹靠儀器去維持生命跡象的情況下，停止用儀器以捨棄維持生命跡象。安樂死運動更大力提倡的是「慈殺」，即是主動用藥物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將當事人殺死。如果當事人沒有能力自行決定，可以由其他人代為決定對他進行安樂死。「慈殺」這個訴求在實際運作上，又可能有很多可能性的漏洞要考慮。例如有什麼人可以有權作終結他人生命的決定？按什麼條件去考慮應否終止一個人的生命？當事人的生存權會不會被侵犯？會不會弱勢社群人士更輕易被慈殺的情況？

所以只稍加考慮，不難發現安樂死在實際運作上是有很多漏洞和容易出錯的機會，而出錯的後果是性命攸關。一旦草率地將安樂死合法化，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是非常深遠。

而在過去一段長時間，社會上不斷改善以回應病人痛苦的方法是善終服務。在正在進的安樂死審訊當中，溫哥華沿岸衛生局一名經常接觸臨終病人醫生 Douglas McGregor 表示，在溫哥華善終服務中過身的病人，每年大約有110至120個，而基於先進的藥物和儀器，這些病人大部份都是無痛而終。

當然不能排除有病人是在磨人的痛苦中死亡，但相對起安樂死在實際運作上複雜的漏洞，更大力發展善終服務是一個更單純積極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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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安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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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5T14:48:00.000-08:00

卑詩最高法院，昨日就一名患有肌肉萎縮硬化症的63歲女子要求安樂死的案件開始進行審訊。其實在今年8月，已經有協助尋求安樂死人士的組織，代表4名尋求安樂死的病人，以匿名的方式入稟法庭，指《刑事法》中禁止輔助自殺的法例侵犯人權，不過由於原告是匿名，所以案件不獲審理。今次的審訊值得關注的原因，是雖然原告人主要以個人人權被侵犯作為挑戰相關刑事法的論點，但法官裁判的結果卻會影響到整個社會。

其實安樂死應否合法化的問題社會不時都會有討論，但所謂選擇安樂死的個人權利一直都不被肯定，原因除了是道德上的問題之外，對社會所帶來難以控制的複雜狀況，大概亦是主要原因之一。

誓如在近代所謂的安樂死運動開始的時候，支持者爭取的是在病人在絕症的末期，並且在身體上有無法控制、忍無可忍的痛楚的情況下，病人有權選擇安樂死。不過到了運動後期，提倡安樂死的人士就將可容許安樂死的範圍拉闊，例如哲學教授 Peter Singer 就提倡安樂死的目標是要「將那些久治不癒又極其痛楚或者苦惱的人殺死，免致他們繼續受苦。」

即是說，無需要是絕症末期，只要是久治不癒的身體疾病，可以包括交通意外中失去手腳之類不可治癒的殘障，都可以成為要求安樂死的理由。而且不單止是身體上的痛楚，連心靈的苦惱都可成為要求安樂死的理由。要衡量身體上的痛楚已經不容易，心靈上的痛苦就更難量度。如果安樂死合法化，一個年青有為的牙科畢業生在車禍中失去一手一腳，生活產生重大變化，心靈感到痛苦，是不是就可以要求透過安樂死去結束生命呢？這樣會不會是變相鼓勵在苦困中的人以自殺去解決問題呢？目前入稟法院的案件，要求可以結束嚴重病患者的生命，似乎是屬於一種較為寬鬆的安樂死定義，如果法庭容許的話，對社會肯定會帶來更多複雜的問題。

安樂死一旦合法化，還有更多的可能性的負面問題會出現，例如會不會有所謂「秘密安樂死」（crypthanasia），即是在一些複雜的情況下，在當時人未同意之前，已被相關的人士決定要進行安樂死。又或者是「被逼安樂死」，例如長期嚴重病患的人，為了減輕家人的經濟和精神壓力，或者在威迫利誘的情況下決定接受安樂死。又或者是「歧視性安樂死」，即是社會上一些貧窮或者是弱勢社群，會因為社會資源有限，而被迫接受安樂死。

安樂死經過多年爭拗，仍然不被合法化，因為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既複雜又難以估計。希望在今次卑詩最高法院的爭取安樂死審訊中，法院能有更闊大的眼光去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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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8T14:44:00.000-08:00

今個月3日到5日，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北京舉辦了一個研討班，研討班聽起來好像是一些輕鬆的興趣小組，不過是次研討班的參加者就大有來頭，包括有中國電信、新浪、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39家互聯網運營商和媒體企業的總裁和董事長。參加過研討班之後，一眾老總更煞有介事，宣稱要「進一步唱響網上思想文化主旋律，大力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營造團結奮進、積極向上的網上良好輿論氛圍」，並且一致同意，必須「加強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嚴格自律」。

一埸研討班搞到如此大陣仗，事關主辦當局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的背景亦非等閒。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今年5月成立，辦公室主任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王晨亦有出席研討班，並且向各位老總宣講了10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的內容，要求各位互聯網企業老總「帶頭把握正確導向、大力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並要「帶頭加強管理，守法自律，促進網際網路新技術新應用有序發展」。

在中國有這樣的一個研討班，還要說什麼「自我約束、嚴格自律」，當然就引起外界忖測，認為是近來世界不同國家的大型民眾示威運動，令中國領導人對於網絡批評和民怨的不安感上升，決定進一步收緊言論空間。若果對中國政府有多少了解，這個推測可以說是合情合理的。

不過除了中國當局的動機完全可以計算之外，對於有關互聯網監管問題的爭論亦都完全在意料之中。一如以往，西方社會主要是以中國當局不尊重言論自由的角度去解讀，但對於當中一些其實都很有意思的題目，例如遏制色情和詐騙等有害信息傳播，不是存而不論，就是認定中國當局只是在放煙幕，骨子裡只是想打壓異己，鉗制言論自由。

這種解讀反過來亦加深了非西方社會對西方社會高舉的言論自由的顧忌。一來是西方社會口中的言論自由總是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二來是言論自由彷彿是跟縱容傷風敗俗、道德腐敗不能分開，接受西方式言論自由，彷彿等同要接受一些放縱情慾的事物。就以互聯網為例，粗略估計色情網站至少超過4百萬個，佔所有網站的總數12%左右。兒童接觸色情網站的平均年齡是11歲。最大色情網站的出產國是美國，出產了全球大約89%的色情網站，是一門每年有數以億元計進漲的偏門大生意，當然受害的婦孺亦數以萬計。但在西方式言論自由的旗幟下，要遏止色情網站的禍害彷彿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其實在我們今日的生活裡，由娛樂到資訊到理財到工作到做功課，都跟互聯網脫不了關係。不同的社會建設，都推向網絡化。網絡化甚至已成為先進社會的一個基本條件。正如其他社會上重要的系統，互聯網是一定有監管的必要。可惜西方社會在放縱式自由的氣氛下，在監管上有嚴重缺陷。即使較早前英國發生大規模騷亂，當局有證據證明有人利用手機短訊和社交網站煽動人滋事，建議日後在非常時期，當局可以暫時關閉社交網站和禁止收發手機短訊。建議一出就馬上被抨擊，指此舉侵犯言論自由，是當局用來打擊公民自由的藉口，眼前公眾安全受重創的事實可以完全視而不見，公眾利益和個人權利之間嚴重失衡。

不過在不少非西方社會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動不動就將個人權利和自由踩在腳底，以至公眾利益和社會穩定又被輕易利用為打壓異己的堂皇藉口。當然兩者比較之下，西方式的缺陷似乎較為善良可取，但看清一點，對社會造成的惡一樣叫人痛心。所以期盼在互聯網監管這個對社會有深刻影響的問題上，西方和非西方社會可以減輕一點政治色彩，好好交流交流，互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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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4T16:08:00.000-07:00

一份由 CTV 及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委托 Nanos Research 所作，新出爐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總理哈珀的民望遠遠拋離兩大反對黨的黨領。在領袖的可信性方面，30.4%受訪者指哈珀是最可信的領袖；聯邦自由黨的李博有16.3%；聯邦新民主黨的特梅爾只有11.2%。在領袖的能力方面，哈珀得到37%，遠超過李博的18.3%和特梅爾的6.8%。在帶領國家方面，有29.8%的受訪者認同哈珀對國家前景的遠象，李博有15.3%，特梅爾有13.3%。另外哈珀領導的保守黨的支持率是37.7%，自由黨有30%，新民主黨有23.4%。

對於哈珀以及聯邦保守黨的支持者而言，這些數字當然是非常鼓舞。對於不支持的，甚至非常不認同哈珀政府的人而言，心裡就難免有多少酸溜溜的感覺。歸功於受訪者的眼睛不夠雪亮又好、反對黨不濟又好，總之認定哈珀民望高企純屬好彩。不過從一個小市民的角度，這些數字又真是一番不錯的景象。

回想幾個月前大選期間，那些充滿娛樂性的競選廣告中所描述的的政客，不是禍國殃民的黑暗勢力，就是要將國家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的人民英雄。只要是出自其他政黨黨領口中的說話，講的是天氣也好、政綱也好，不論內容，不假思索，一概都被煽情解讀，成為推敲出對方必定是治國無方的具體證據。花在指摘對手的口水比花在向大眾說明政綱的還要多。

還有那些突然親民的表現，忽然出現在餐室派熱狗，在不同場合爭取機會摸小朋友的頭。演員出身的前美國總統列根，在兢選期間曾被記者問及一個演員怎能當總統時，列根幽默地回一句：「若不是一個演員，怎能當總統？」當年的幽默，竟成了今日競選政治的現實。回想那一段競選新聞、政治新聞比娛樂新聞更具娛樂性的日子，作為一個小市民真是不勝其煩。

再回想遠一點，在少數派政府執政的幾年間，政壇的氣氛彷彿日日在搞大選，舉凡有争議，不論議題對民生或國家前途是否真有具體的影響，總會有政客跳出來拉響大選警報，驚動選民。就是連無議可爭的日子，也會有政客恐嚇將要拉倒少數政府，總之就是要選民隨時候命，跟他們一起長處備戰狀態。不信任動議、政府面臨倒台等字眼，在媒體上不知出現過多少次。經濟大上大落已經夠刺激，連政治都經常峰迴路轉，作為一個小市民真是有吃不消的感覺。

政黨政治必有明爭暗鬥、互踩互撞的情況，但政黨政治的精神乃在各黨互相監察，讓社會上不同意見透過政黨互相啄磨，激盪出對市民整體有利的政策。而民主政制的精髓，在於市民有參予政治的權利和渠道，在大選與大選之間，能享穩定的政治環境。雖然無為而治的境界可能過於理想，但至少都讓小市民可享受一下安樂茶飯。既然經過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連蜜月期都未過，小市民普遍對政府有信心，免於日日被政治暗湧沖擊，比起經常被政客的叫罵聲困擾，擔心領導國家的是一班無能份子，都算是一種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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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聖誕

2011-10-26T12:38:00.000-07:00

聖誕節就到喇！
可能你會心裡想：「不是吧？才不過是十月尾就喊聖誕？！」不過其實不是我喊先，很多零售商已經用不同的方法提醒普羅大眾是時候聖誕購物。例如有大型百貨公司早在感恩節期間已有聖誕裝飾。如此緊張，事關聖誕節是全年銷售最旺的季節，對於有些零售商，全年的業績做得好不好，來年食粥食飯，主要看聖誕節的銷售額。不過由於環球經濟動盪，加國的市道仍然疲弱，各零售商唯有提早出招，吸引市民購物。

根據經濟分析人士的預測，剔除汔車和汔油部份，今年11月至12月的零售估計會有2.5%的按年增長，比上年同期的3.1%為低，比起過去15年的平均增長率4.6%就更低。如果今年聖誕期間的銷售數字真是如此不爭氣，明年年頭的經濟數據一定非常難看，到時2012年一開始搞到哀鴻遍野就大家都無癮啦。

從這個角度來看，市民真的有必要暫時放下謹慎理財的原則，即使加國人的家庭負債額已破了紀錄，大家都應該為國家的經濟前景大破慳囊，不買車買樓買雪櫃，至少也要買一、兩打人家收到其實都無咩感覺的聖誕小飾物沖喜一下，為大圍的經濟盡一點綿力。

其實當國家經濟數字不夠亮麗，政府的招數其實不多，其中一招就是鼓吹「擴大內需」。「擴大內需」者，主要內容乃鼓勵大家消費，有理無理都洗下錢，製造個貨如輪轉，消費者信心指數上升的暢旺景象。記得在9/11恐襲之後，美國人恐懼之餘，減少消費，人人傾向儲錢旁身。美國政府有乘機提倡節儉之美，一改美國人債台高築的風氣嗎？當然沒有。為了保持經濟數字亮麗，不被人家看扁，反而力推「擴大內需」，於是當時社會上頓然出現了什麼「愛國購物」、「消費反恐」的神奇論調。

在這種社會氣候下，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吹谷消費的現象比比皆是。有研究指出，在20世紀初，一件商品的壽命一般可以維持7至14年；但現時的商品，一般就只有少於18個月的壽命。隨之而來的浪費和資源濫用問題有多嚴重，可想而知。只不過幾乎所有所謂經濟發達國家都是以這種邏輯和系統運作，更適逢經濟不景，又那裡有空間去反省哪麼多？！唯有更努力去吹谷消費。

不過不是人人都認同這種經濟模式，例如由1992年開始，在溫哥華就有人發起「無消費日/不購物日」（Buy Nothing Day），鼓勵普羅大眾不要做無反省能力的經濟產物，思考一下目前的消費經濟模式對個人、對社會、以至對環境造成了什麼影響。除了消費，大送一些可有可無的聖誕禮物，究竟還有什麼方法去令節日過得更有意義一點？現在不購物日已成了一個每年都有的國際性運動。今年的北美不購物日是11日25日，國際不購物日是11日26日。當然可能會有人包拗頸，質問在當日買飯盒醫肚算不算犯規。但更重要的問題，大概不是去爭拗 buy nothing 的定義，而是在消費主義無限澎脹的社會中，問一問自己： Is there something I can do？

審慎理財肯定是一個美德，跟有需要的人分享更是大善。在聖誕節期間，除了大圍經濟數據需要幫一把之外，有很多慈善團體都非常需要普羅大眾的幫助。在經濟不景的時期，有需要的人往往會增加，但靠捐獻去幫助有需要的人的慈善團體卻往往都會受到直接沖擊。所以在你開始聖誕購物之前，不如果先做個預算，計劃一下今年會花多少錢買禮物，用多少錢去幫助他人，過一個真正符合聖誕精神的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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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2T22:31:00.000-07:00

「出來示威，是因為做到好似係公司的奴隸，日做夜做都無回報。」這是其中一名參加「佔領中環」行動的小市民的心聲，相信亦是在全球超過950個城市參加佔領運動的小市民、打工仔的心聲，不過這些心聲亦有大富豪響應。回應得最響的，莫過於全球第三大豪豪，人稱「股神」的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巴菲特批評目前美國的稅制不公平，偏袒有錢人。指在年收入介乎6萬至100萬的美國人，稅率平均都過30%，但全美至有錢的400大富豪，2008年的稅率平均就只有21.4%，比起1992年低7個百分點，即使他們的平均年收入比1992年增加了4倍，高達近3億美元。虎父無犬子，巴菲特的長子霍華德亦指美國各大城市的佔領運動，乃緣於大企業在貧富懸殊擴大的情況下仍然壓榨民眾。

不過對於佔領運動，或者對運動的解讀就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例如坐擁155億美元身家，在金融危機中貼中美國房地產市場爆煲而獲取巨利，人稱「沽神」的保爾森（John Paulson）就指佔領運動的示威者只是在嫉妒他人的成功，指金融業對社會其實有巨大的貢獻，又以自己的公司為例，自成立以來創造了超過100個高薪職位，公司旗下員工近年繳納了數以億元的稅。「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示威者以自稱為「受剝削的99%」為口號，保爾森就回應話不要忘記「最頂尖的那1%的紐約人所繳交的稅款，乃佔了美國總入息稅逾40%。」所以呼籲示威者不要中傷一些成功的事業。

巴菲特和保爾森的立場和論點很不同，但卻係描述著同一個社會、同一個系統，只是捕捉了不同描述的角度。的確，目前奉行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社會有很多不同的困難，貧富懸殊是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問題的核心困局大概不只是大富豪或者是金融界的高層人士良心有所偏差。

對社會文化有深刻分析見稱的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有一本著作叫《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the Immoral Society），當中講到在社會上的個人，不論窮富，多數都有一定的道德性，會有測隱之心、會關心他人，只不過當將這些個人放入社會當中，礙於個人在社會上的位置、職責、政治和經濟架構等等的因素，個人會做出一些看來很缺德的決定。問題的徵結可能不只在於個人的道德良知，亦在於整體的社會架構，可能是系統本身出現問題。例如一間上市公司一季的盈利不上調十個八個百分點，股票即刻被股民看淡甚至拋售，面對如此壓力，上市公司的負責人好自然會無所不用其極去確保盈利上升，過程中少一點定力就會做出合乎營商邏輯，卻可能傷害部份員工和小市民的決定。

這樣說不是要為一些無良富商開脫，在一個有缺失的系統中有些個人仍然可以做出堅持道德原則的決定，例如巴菲特。不過認定為富必定不仁，將整個社會系統的問題歸咎有錢人，以為有錢人賺少點交多點就解決所有當前的所有問題，看法恐怕就過於單薄膚淺。畢竟在目前的社會系統中，大富豪不是唯一的既得利益者。社會上有幾多人有買基金、股票、有做金融、房地產投資、又或者每日買幾多跟生活必需無關，甚至是奢侈的物品？在不同城市的佔領運動中，都有示威者喊出「打倒資本主義」之類的口號，不過如果資本主義真的被打倒，大家的股票房地產又會變成什麼呢？從事奢侈品的工作職位又會往哪裡去呢？目前奉行自由市場原則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確是千瘡百孔，有痛定思痛的必要。但改革過程中的陣痛，是所有社會成員都要一同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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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4T16:56:00.000-07:00

大溫各市的市選將至，各路政客都開始發功，吸引選民垂青。其實在今時今日做政客一點也不容易，要應付對手的陰招以及在媒體上忽然親和都不過是指定動作，更棘手的是目前的時勢，就連人氣超人奧巴馬變了幾年都只能夠變出個大頭佛，民望低處未見低，已經可見一班，知道從政艱難。不過一眾政客又知不知今時今日做選民分分鐘比做政客更艱難呢？！

就以經濟問題為例。前兩年北美汽車業危在旦夕，拖累整體經濟。各級政府鼎力救濟，協助車廠渡過難關。各大車廠亦誓言旦旦，會在未來幾年重振雄風。振雄風也者，講到尾都不過是增加銷售量。要增加銷售量就一定要靠小市民，換車又好，買多部車又好，總之各盡綿力，為汽車業為國家經濟做一點事。剛剛公佈的9月份加拿大汔車銷售數字指佳士拿汽車的表現一支獨秀，一個月售出超過19,200部車，比上年同期升了19%。作為一個有份買佳士拿的小市民心裡真是異常自豪，獻出自己的積蓄去振興經濟，留住工作職位。

不過與此同時，各級政府又大推環保政策，鼓勵市民少駕車，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對不身體力行支持環保、為一己方便妄顧下一代利益、毫不留情地向地球狠狠地踏下碳足跡的駕駛人士，必需給予長時期的懲罰，包括繳交碳稅，增加咪表費、道路費、過橋費等等。務求將更多的駕駛者趕離街道。如果計劃成功，對經濟有重大影響的汽車業又何以振興呢？佳士拿對市埸帶來鼓舞的亮麗銷售成績又何以為繼呢？一個小市民買車究竟是有助推動經濟的善舉，抑或是與環保背道而馳的惡行呢？你說做一個小市民真是何其困難呢！

又或者，面對大上大落的經濟氣候，政府不時都提醒市民要謹慎理財，量力而為。只不過政府推動經濟的板斧其實不多，其中一大板斧是擴大內需，簡單而言就是鼓勵市民不單要有信心消費，並且真係消費，令市場貨如輪轉。所以政府有不少刺激經濟政策都是要刺激消費。不消費的最終又要面臨不同形式的懲罰，例如一個小市民真是以量力而為，克己節儉的原則謹慎理財，不作過度投資，將1萬元儲起放入5年期GIC戶口，每年安份守己地賺他兩厘利息。以目前每年2.7%的通賬為計，到2016年，這位小市民的1萬元血汗錢就會貶值至9670元。那作為一個小市民究竟應該謹慎理財，量力而為，抑或配合政府的擴大內需政策，追隨央行的低利率入市炒樓買地，為大圍經濟盡點綿力呢？

又或者樓市暢旺，樓價高企總被視為經濟向好的指標之一，即使明知是外資作祟，炒高本地樓市，基於自由市場的偉大原則，以及製造經濟欣欣向榮的景象，政府能做和會做的不多，頂多是高調表示關注，轉頭又跟地產商、發展商、經濟分析員一齊唱好個市。但作為小市民做到狗仔般都追不到個樓價，兩公婆三份工才僅僅夠供屋，究竟應該認為政府的經濟政策湊效，成功吸引外資，抑或要求政府採取措施壓抑一下樓市，等小市民有喘氣的空間呢？

所以今時今日做小市民、小選民真的不容易，政客們如果真的體恤民情，有心幫輕一下，可以在競選期間對我們老實一點，不要空泛地告訴我們你的管治藍圖在經濟、環保、福利、減稅、扶貧、滅赤、基建瓣瓣都兼顧得到，你就是這樣講我們也不見得會相信。不如老實一點告訴我們你的政策是付加著一個怎樣的價錢牌。如果重點是刺激經濟，哪在環保、福利方面市民要付出什代價？如果重點是環保，哪在稅收和經濟發展方面又應該有什麼合理期待？向我們講清楚你賣什麼貨什麼價，好過選舉過後我們又覺得自己好低能又給人家搵笨，兼且又要忍受多幾年貨不對辦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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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1T16:43:00.000-07:00

世界輪流轉，先是在亞拉伯國家有反政府的浪潮，之後又有在中國的茉莉花革命，終於輪到在美國「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 運動。這個運動其實已進行了兩個星期，只是在前一個周末的聲勢特別壯大，約2000人佔據布魯克林大橋，阻礙了連接曼哈頓與布魯克林區的交通，警方出動封橋清場，拘捕了逾700人。如此大場面當然引起了廣乏的報導。既然會有人大肆報導，就更加激起有人大力的推動，運動蔓延至波士頓、芝加哥、三藩市等最少11個大城市。

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跟較早前在亞拉伯世界和中國的示威浪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首先幾次的示威浪潮都是由民眾自發的，背後沒有什麼政黨組織主導。另一個相似的地方，是互聯網和社交網站都成了號召民眾上街的重要媒介。

不過仔細一點看，幾次的示威浪潮亦有非常不同的地方。在亞拉伯世界的反政府浪潮，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推翻當時執政的當權者。例如在埃及，雖然有更大範圍的社會性訴求，但民眾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推翻執政30年的總統穆巴拉克。推翻穆巴拉克是不是等同社會會變得更公平公義，民生得到改善，其實不得而知，但穆巴拉克下台就成了運動的具體目標。有這樣的一個指標，不論最後是好是壞，引發出具體改變的機會就大好多。

在中國的茉莉花革命，當中出現過一些口號，例如保障私有產權，維護司法獨立；啟動政治改革，結束一黨專政；開放報禁、新聞自由等等。指向的都是一些具體的政治現實和社會問題，如果運動有機會延續的話，分分鐘有可能轉向一些更具體的對付目標，亦因為這樣，中國當局立時就嚴陣以待，出手撲火。

不過「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 運動似乎就缺乏以上的特色。民眾的訴求由由抗議華爾街的銀行家貪婪、抗議資本主義，以至關注全球暖化及少數族裔權益等問題都有。議題不但多元化，訴求亦傾向空泛。例如抗議華爾街的銀行家貪心，人工太高，問題是人家無作奸犯科、貪贓枉法，抗議人家貪心其實究竟是在抗議緊D乜呢？要改變人家人工太高的現實又是一個複雜地不明確的訴求，涉及銀行業界的運作，又多少好像跟政府政策，以至自由市場經濟有點關係。難怪有參與示威的民眾在完事之後都搞不清自己在抗議些什麼！？甚至有抗議牌上寫著什麼「捍衛人類和平自由民主」無釐頭的標語。

好明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情緒性成份偏高，這不是說當局不用處理，但就需要一定的智慧去分辨出在目前經濟不景中示威者高調空泛的訴求背後的不安情緒，給予恰當的處理。據聞在加拿大有不少大城市，包括溫哥華(10月15日於市中心)，都有人想湊熱鬧，搞一兩埸茉莉花革命，希望到時能夠出一些具體一點的訴求，為溫哥華、北美洲、以至全人類的福祉帶來有益有建設性的指標性改變以達至實現捍衛人類和平自由民主的普世性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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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1T13:29:00.000-07:00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份最新公佈的調查報告指，在英國有兒童的家庭陷入了一種奇怪的強迫性消費現象之中。父母知道子女渴望父母有更多時間陪他們，但因為工作太繁忙無法陪伴子女，於是改為購買大量的物質給孩子，在此過程中孩子對物質的要求亦越來越高，反過來令父母因為要購買大量的物質消費品給子女而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有人甚至指，這種現象是前些時英國一連串年青人騷亂的遠因。

以彌補的心態給予兒童大量物質的現象，反映的肯定不只是物質的問題，更加反映著兩代溝通、兒童成長等等的問題，例如較早前聯合國發表另一份有關發達國家兒童幸福程度排行榜上，英國兒童排包尾，如此不幸福，調查報告指是因為英國的兒童當中瀰漫著一種好強的追求品牌文化，以及家庭缺乏溝通。

而這些現象的長遠影響，亦可能會反映在兒童建立自處能力上。前排剛發生的英國騷亂中，有好大部份參與的是年青人。事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推測會唔會係因為年青人失業率高，又或者後生仔的道德觀念薄弱。不過調查問年青人覺得何解會發生這樣的事？只有6%歸咎於高失業率，10%指道德觀念薄弱，反而有13.3%指沒什麼，只因太悶。事實上在騷亂之前，有就著日益嚴重的年青人問題所做的報告已經指出，16-17歲英國年青人，8%每週至少醉一次的原因是悶，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不是父母離婚，只是悶。29%間中會酗酒，原因是悶。

感情問題、家庭問題，還有些內容可以傾下講下，探討一下有什麼解決方法，但悶就真是連講都沒什麼好講，因為悶其實不是什麼具體的問題，而是一種很玄虛不知如何是好的狀態。
現代西方發達社會對悶的基本理解是「無嘢做」，「有嘢做」就不會悶，於是解決的方法是要「搵嘢做」，所以在我們的社會上充斥了大量的產品和玩意去令我們無時無刻都有嘢做。父母為了孩子不喊悶，會買部手提DVD機，連出街食飯都可以一邊吃一邊用娛樂吸引他，有智能電話就更方便，上網看 Youtube 又好，打機又好，總之有嘢充塞。
但這種長期習慣被娛樂，被刺激的形態，好可能就會阻礙兒童學習自處的能力，認為悶是人家的責任，別人有責任去令自己不悶，而不是自己想辦法令自己的生活充實一點，認定解悶的方法就是尋求刺激，到了青少年期就去不斷尋刺激去解悶。

英國兒童、學校及家庭部部長迪澤看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報告後說：「對於英國兒童中的消費現象，英國政府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樣表示關切。」如果這句說話不是官腔的話，的確是一個正確的態度，事關父母工作繁忙除了是有個別的因素之外，社會整體的狀況，政府的經濟政策，雙親必需一同外出工作方能維持家庭開支等等的問題，都不是個別父母可以完全改變，政府的參與，對下一代的承擔都不能夠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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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過後

2011-09-15T00:56:00.000-07:00

前蘇聯的瓦解為美國帶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遇，就是真真正正擔任全球領導者的角色。不單止是當時的美國媒體對自己的總統有這樣的稱呼，很多國家對美國亦馬首是瞻。在1990年9月11日，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殊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的演辭中說：「我們今日站在一個特別而且獨一無二的時間點上… 一個新世界秩序已經產生… 世界各國，不論東方與西方，北方與南方，都能夠繁榮昌盛，和諧共存。」「新世界秩序」這個詞彙不是老布殊所獨創，至少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於1988年在聯合國大會上已經用過，但「新世界秩序」就成了老布殊外交政策的一個標誌。

雖然有個如此遠大的口號，但老布殊在外交政策上基本上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例如面對中國八九民運，他只是以溫和的態度公開譴責，並且同時派親信率領秘密代表團到北京安撫中國政府。在蘇聯有瓦解的跡象出現時，為免出現混亂的局面，老布殊政府的傾向是鞏固蘇聯集團。1991年老布殊出訪烏克蘭，當時烏克蘭正熱切醞釀爭取自由，脫離蘇聯獨立，作為民主老大哥的總統，在成千上萬烏克蘭人民之前的演說，竟然說：「自由與獨立並不相同」，甚至大力讚揚蘇聯的改革，指美國期待「跟包括烏克蘭在內的蘇聯合作… 邁向新世界秩序。」

那次演說當然被人狠批，但就充分表現出老布殊的現實主義。亦正是因為太現實，令美國雖然坐正全球領導者的位置，也錯過了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機遇。

美國另一個展現全球領導者的機遇，是2001年9月11日。911恐怖襲擊無疑是一件令人哭號傷痛的事件，而之後出現的混亂是美國的危機亦是契機。一時間很多國家都主動跟美國站在同一陣線，默認美國掌有全球總司令的兵符。無獨有偶，當時的美國總統是老布殊
的兒子小布
殊。

在911之前，小布殊的外交政策其實頗模糊，甚至給人對國際事務無知的感覺。不過在911之後，小布殊的外交方針突然變得強烈地清晰。雖然在其團隊當中有老布殊的親信，但跟老竇的現實主義非常不同，小布殊採取的是有過重英雄感的理想主義。

這種氣氛很快漫延至整個政府。在紐約時報雜誌一篇專文中，一位小布殊的資深助理甚至說：「我們（美國）現在已經是一個帝國，當我們採取行動，我們就是在創造我們自己的現實… 而你們所有人就只能研究我們的所作所為。」不過相比起小布殊多次掛在口邊的說話：「如果你不是跟我們站在同一邊，你就是我們的敵人」，那位資深助理的說話都已經算是含蓄。

就在這種傲慢之下，美國相繼發動軍事行動推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權，順帶毀滅了國際對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穩定世界亂象的期盼。在2006年尾民意調查公司Angus Reid向全球20個國家的居民抽樣調查，問題是那一個國家對全球穩定的威脅最大？結果美國以33%居首位，遠遠拋離第二的伊朗（18%）和第三的中國（12%）。什麼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說法已經消聲匿跡，再加上近年累街坊的美國經濟，美國雖然相對地是一個強國，但作為領導者的必需具備的道德性影響力已嚴重褪色。

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日前在911十週年的悼念活動上表示，在遭受911恐怖攻擊十年後美國更為強大，這種說話真是在演講中才會出現，在眼前的現實裡再大聲疾呼都已經顯得蒼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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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07T15:31:00.000-07:00

由上年1月1日開始，卑詩省司機在駕車時禁止手持手機通話或發短訊，已成為法例。司機可以使用免提裝置講電話，但只許按鍵一次，發短訊、電郵就全面禁止。持N牌的司機則連免提裝置都免提，只能專心駕駛。違規司機會被罰款167元，發短訊更會被扣3分。

法例實施了超過一年半，期間警方亦不斷進行宣導，不過按警方所發告票的數字，成績就認真麻麻地。由2010年2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警方就鴐駛時手持手機通話所發出的告票總共有36,921張，因司機開車時發短訊或電郵的告票就有1081張。

當然可能有司機認為，如果政府的目標是要防止司機因分心而造成意外，只禁手機就似乎範圍太狹窄，事關會令司機分心的事又何只打手機呢？！

例如開車時照鏡梳頭一樣會分心，政府何解不禁止人開車時照鏡，或禁止在車廂內安裝鏡面呢？
又或者挖鼻孔、搔背癢一樣分心，並且令司機出現短暫性的身體扭曲，何解政府不立例禁止司機在駕駛時做一切會令身體扭曲的動作呢？
開車時抽煙的問題就更大。首先是煙霧瀰漫妨礙視野。若然煙灰不小心灼傷大脾，燒著條褲，就更加危險。開車抽煙是否也該禁止禁止呢？
又或者，有些情侶異常恩愛，男友左手掌呔，右手緊握女友雙手，膊頭還要撐住女友個頭，無經過專業訓練，實在驚險萬分，政府是否也當立例禁止司機開車時跟乘客有身體接觸呢？
這樣數下去，還有食蛋治、擦牙、換衫，一千幾百樣會令司機分心的事，豈能事事立法禁止呢？如果一個司機一邊開車一邊剝橙皮都無事，打手機此等小事又何足掛齒呢？

這樣想的人大概不知道，分心駕駛是引致低陸平原致命車禍的主要原因，佔致命車禍的47% ，比超速駕駛的36%，和酒後駕車的21%更高。分心駕駛行為所指的除了打手機外，還包括邊駕車邊化妝、閱讀書報等等。而因分心駕駛而導致的意外，平均每年令1400人重傷，117人死亡。

其實法例在社會的運作上有重要的角色，也有一定的限制，難以事事靠立法處理。不過一個有良好公民質素的社會，市民會去了解法例背後的精神和目的，進而推廣至其他相關範疇。例如禁止開車時打手機，是要防止司機因分心而造成意外。一個質素優良的公民會舉一反三，尊重該法例的精神，避免在駕駛時做其他分心的事。

而良好公民質素的另一特徵，是一顆推己及人的心。不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這甚至比因法例阻嚇而守規舉來得基本和徹底。例如醉鴐乃犯法之舉，政府亦經常提醒民眾，但仍不時傳出醉駕撞死人的事件。如果飲酒的人考慮到別人的生命比自己多呷兩口杯中物重要，意識到街外人都有阿媽生，就不會輕易做出醉駕的行為。

今日是新學年的開始，街道上會有很多學童，鼓勵各位司機以一顆推己及人的心去開車。你想阿仔出入平安，B女的阿媽何嘗不是有同樣的期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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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幸又美妙的折騰

2011-08-31T15:39:00.000-07:00

在卑詩省實施超過一年的合併銷售稅(HST)，終於因為全民公投的結果而被逼撤銷。根卑詩選舉事務處(Elections BC)上星期周五宣布，HST全民公投中，54.73%贊成撤銷；45.27%贊成保留。

縱觀整個HST由推出到爭議到最後的結果，只能夠用「不幸」兩個字去形容，因為從不同的角度去看，整個過程對卑詩省的市民和經濟都是一大場的折騰。引發和延續這埸不幸的折騰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政客的高傲。前省長金寶爾在2009年省選中對HST隻字不提，但一當選連任就突然強推HST。一個對省民有如此深遠影響的稅務政策，不趁著省選期間向市民推介，讓大家可以好好看清楚政策的內容去做決定，而是在選之後再趁住大多數政府之勢強行推出，這個做法引起強烈反彈，即時激發起普遍省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再加上市民在HST實施後，即時感到出街食飯、買新屋掏多了錢等等的切膚之痛，即使省自由黨政府之後極力護航，又解釋又宣傳，連黨領、省長都換掉，在HST的爭拗上仍然無法取回普遍省民的信任。

政客的高傲引發出另一個令這埸不幸的折騰延續的原因，就是整個有關HST的討論逐漸變得情緒化，甚至是戲劇化。其實HST本身有其可取之處，例如可以精簡處理GST和PST兩稅並行的行政架構，長遠減少政府的開銷。有不少的經濟學者都指出，HST其實可以更有利於經濟發展，特別在目前嚴峻的經濟大氣候中有助卑詩省的營商環境。省府亦都承諾到2014年會將稅率由12%減到10%。可惜這一些的利弊似乎都鮮有被冷靜地討論過，取而代之的一連串情緒高漲的反HST行動，例如一連串計劃不周的自由黨省議員罷免運動。罷免運動一開始時，發起人幾乎日日見報，誇下海口，大有山雨欲臨、反轉全省之氣勢。不過首個罷免Oak Bay-Gordon Head 選區省議員張杏芳的行動就撻Q，「反合併稅聯盟」(Fight HST)就繼續chug落去，chug到爛曬尾先收手。每日政治花邊式的新聞多少都有助延續大眾對HST的關注，但大眾對新、舊稅制的了解深刻了多少就是個疑問。

現在HST已經確定要被撤銷，不過折騰就仍然會持續。例如要向聯邦政府交還因為同意配合實施HST所取得的16億元撥款。16億元加上利息等其他開支，有估計卑詩省將可能有高達30億元損失，省府已經事先張揚，可能會被迫削減服務以省回開支。另外商戶要將計算HST的系統，改回GST和PST的系統，當中的額外支出可能又要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再加上由現在到回復PST及GST舊稅制有大約18個的過渡期，這一段不明朗的時期對營商環境又會有負面的影響，對卑詩省的就業市場又可能帶來沖擊。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一大場折騰亦有其美妙之處，就是充份體現西方式民主的精神。即使是大多數政府，亦不能自以為是，自把自為。即使要付上重大的代價，民意所向的依然是要被尊重。不管你用什麼方法，耗費多少資源，只要是合法的你都有權去做。畢竟今次是卑詩省歷史上公投首度成功案例。正如省財政廳長兼副省長馮宜幹 (Kevin Falcon) 所講，今次是對所有政府的重要一課，在一切重大政策改變中，都要一開始就帶同跟社會大眾一起進行。今次卑省省民就真是交足學費，向世界展現這個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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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手機？

2011-08-17T10:24:00.000-07:00

經過連日的騷亂，英國市面大致回復平靜，不過有關當局的工作才剛開始。警方忙於辨認和捉拿滋事份子；法庭忙於審理案件；情報部門就要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在騷亂發生期間，當局用關閉社交網站和禁止收發手機短訊的手段，去切斷懷疑策劃騷亂份子的通訊是否「正確和可能」。首相卡梅倫甚至表示，限制使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可能會幫助避免騷亂。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在剛過去的騷亂中，有人利用手機短訊煽動人搞事，當中已經有三人因涉嫌利用手機煽動暴力被捕。

其實根據英國的通訊法，在有充分理由證明行動涉及保護公眾利益和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政府已是有權下令英國電信傳播監管機構要求電訊網絡暫停服務。即使個別人士也可以被禁止使用社交網絡。警方亦有權索取通訊資料，確認從事犯罪活動的人。

情報部門關閉社交網站和禁止收發手機短訊的考慮就有撐有彈。
彈是關注人權人士，指此舉嚴重侵犯言論自由，是當局用來打擊公民自由的藉口。要做也不是不行，但必需經法庭裁決，先由法庭決定哪一個人是在利用社交網站或手機短訊煽動騷亂，警方才可以採取行動。不過問題是騷亂事件不是種植大麻或有組織商業罪案，哪有時間先搜集證據，呈上法庭，等裁決後再由警察按本子辦事？！

至於一面倒撐的聲音就來自海外，《環球時報》發表評論，指：「西方國家總是站在道德制高點指責發展中國家，但是現在態度變了。」希望英國政府的舉動會有助東西方在管理互聯網的問題上取得一致的立場。《環球時報》的背景跟中國政府關係密切，中國政府正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互聯網控制系統，控制的理由是為了維持國家穩。

其實隨著智能手機和互聯網科技的發展，個人擁有及發放資訊的能力大大提升，足以做成巨大的影響。個人的權利自由，跟群體利益之間的平衡，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例如在上年年尾，黑莓手機的發展商 Research In Motion (RIM) 跟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等中東國家發生爭拗，甚至驚動加拿大和美國政府出面協助擺平。爭拗的核心是黑莓手機的訊息保密功能。這類功能在一些相對穩定，以及對個人私隱權極度尊重的地區，絕對是一個優勢，黑莓之所以在加美等市場佔有大哥大的位置，這是其中一個關鍵。

不過在一些相對不穩定的地區，私人訊息保密功能太強勁，就會被當局視為一種威脅，沙特阿拉伯等幾個中東國家就正正針對訊息保密的問題，指太強勁的加密功能，好可能會為恐怖份子帶來方便。

美國國務卿希拉莉當時表示：「安全議題是合理合法的，但自由使用的權利也是合理合法的。」這句說話正正指出了問題所在。從現代西方價值觀來看，大概會比較傾向後者，進而非常質疑所謂「安全議題」和「恐怖份子」的定義。阿蓋達固然是恐怖份子，但異見人士又是不是「恐怖份子」呢？批評政府的政策；為反對黨拉票；嘲笑總理的衣著品味，又是不是涉及地區穩定的「安全議題」？過去兩年北美電影業界流傳著所謂 Twitter Effect 的理論，就是一套電影的票房，會被 Twitter 所左右，事關首映一散場，觀眾一離開座位就會即刻用手機上 Twitter 發表感想，如果很多負面評價的話，下一場的觀眾就會減少，進而週末票房下跌，這又算不算是「經濟恐怖份子」，危安地區的穩定呢？

不過從中東等地區的角度看，安全議題又確是一個極之現實的問題，因為這些地區的確存在恐怖份子，久不久就傳出恐怖襲擊。連美國國務卿都親口表示：「安全議題是合理合法的」，可見即使美國也意識到安全議題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現實問題。

英國政府今次因為本土的騷亂而引發的思考，最好不要在個人人權自由的大旗幟下輕率定調，而是學習放下既有的框架，在個人權利和公眾利益之間理出一個平衡。說不定英國今次的經驗可以成為其他國家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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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10T21:55:00.000-07:00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線是美國的次級房貸。而美國國內的長期低利率政策，則是導致信貸消費過度擴張的主因。不過當時的美國財長保爾森以及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就竟然將導致了金融危機以及美國房地產泡沫化的原因，推給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中國，指中國人的儲蓄率偏高。伯南克更直指美國的債務問題「不在於美國人花錢太多，而是外國人存錢太多」。意思就是：人家節歛儲蓄，害苦了美國人，進而拖累全世界。這番自以為是的言論，相信當時不少新興市場國家聽在耳裡，罵在心裡。

不過今時今日就不同了，國際三大評級公司之一的標準普爾將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從「AAA」降至「AA+」，評級展望負面。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失去「AAA」評級。標普指調低評級主要由於美國政府與國會達成的債務上限協議，缺少所預期的措施去維持中期債務穩定。標普甚至揚言，如果在兩年內美國政府仍無法達到削減赤字的目標，不排除會再下調評級。

有了標普的降級，中國就敢言很多喇。中國官方新華社發表文章，指「中國作為全球唯一強權的最大債權國，完全有權要求美國正視自身的結構性債務問題，確保中國持有美元資產的安全。」甚至出言教誨，要美國「勒戒舉債成癮，美國必須恢復常識，也就是必須量入為出。」不要再靠舉債渡日。

美國一鼻子灰，再加上中國嚴詞教訓，就更令人想像到美國衰落的日子是否已經來臨，強國的地位將會逐漸被中國取代。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著名教授奈爾 (Joseph S. Nye, Jr.) 指出，一個強國的實力至少分軍事、經濟、跨國關係三個層面。如果按這三方面去看，美國衰落中國取而代之這個想像尚有一段長時間才可能出現。

第一個層面是軍事力量，雖然西方社會不時大吹中國威脅論的風，但相比之下中國跟美國的軍事實力仍然有很大距離。而且只要中國一個不小心，給人有軍事威脅鄰國的口實，得益的始終是美國。

第二個層面是經濟，單看國民生產總值等經濟數據，中國的經濟力量真是大有超越美國之勢。但跟美國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美國的經濟體系相對穩定得多，社會上沒有太多一發不可收拾的矛盾，以致美國的經濟到目前為止，都未有引發社會衝突；但中國的情況很不同，貧富懸殊、法治觀念薄弱等問題，往往令經濟問題成為社會深層矛盾爆發的誘因。處理不好的話，可能會阻礙經濟發展的步伐。

在1980年代也曾有不少觀察家預測日本將取代美國在經濟上的領導地位，但日本的經濟在90年代漸走下坡，軔力都是比不過美國。即便在上一波金融危機之後，美國還被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列為全世界第4大具有經濟競爭力的國家，遠高於中國的第27位。再加上中國是最大的美債持有國，外匯儲備有大約三分之二是美元，合共1.2萬億美元。美國的日子緊，中國一樣不好過。

第三個強國的層面是跨國關係上的權力。國際上權力分配問題很複雜，但國際關係是一個頗現實的問題，強大的軍力和經濟實力，肯定有助建立跨國關係上的權力，再加上國際上的形象，中國要在這方面超越美國，恐怕仍有一段距離。

縱合三個強國的條件，美國即使有走下坡的勢，要取而代之絕非易事。畢竟羅馬帝國開始走下坡之後的3百多年，仍然在地中海世界佔有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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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價的代價

2011-08-05T00:24:00.000-07:00

關注中國廉價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最近發表報告，指多間全球知名的電子產品公司，有份參與在中國的廉價勞工被剝削的過程之中。被點名的公司都是國際上響噹噹的大公司，包括蘋果、微軟、Dell、HP、飛利蒲、Nokia等等。

這些公司在中國僱用的廠商，對工人的待遇甚差。除了工作時間超長、生產要求過高之外，更會用不同的方法壓低工資。例如原來是138美元的月薪，在扣除各項所謂福利之後，工人實際落袋月薪是少於80美元。這些被點名的大公司不少都是台灣鴻海集團旗下的富士康生意伙伴。

富士康自上年年中經常見報，事關分別有十多個員工因為頂唔順而自殺，引起社會關注。不過那些大公司不是拒絕回應，回應的都是清一色，指剝削員工是合作的廠商的問題，跟自己無關，但就有証據顯示這些大公司不單對剝削勞工係知情，並且樂於爭取更低的生產成本。

不過與此同時，另有報導指中國工人的人工比起西方國家雖然仍是大幅偏低，但在過去十年已經上升了12%，有助改善工人的生活，這些上升了的成本會最終轉嫁到在西方國家的消費者身上，除非那些大公司能夠到其他國家找到更廉價的勞工。

將兩段報導放在一起，不知你的感覺是義忿填胸，還是擔心物價會上升？

其實第三世界工人被剝削，除了可用大公司大集團無良缺德、欺壓員工作為結論外，亦反映更深層的經濟結構問題。在第一世界先進國家，過去一段長時期享受著大量兼多樣價廉物美的商品和食物，市場上不斷有新產品推出，又不斷鼓勵人拋棄舊產品，形成在富裕國家一種極端的消費文化和消費經濟。但這吹谷不斷消費的經濟背後，需要極之大量的物資和人力去支撐。這些人力物力往往是來自第三世界。商品超平，因為第三世界工人人工超賤。

就以咖啡為例，在烏干達一個種植咖啡的農夫，如果一公斤咖啡豆能賣69美分的話，一家人的生活就無問題。如果一公斤咖啡豆被壓價到29美分，農夫就連維持耕種也成問題。但現時當地咖啡豆的價格，一公斤只有14美分左右。不過經過幾輪的轉賣後，咖啡豆推出第一世界國家的市場，價格升至每公斤26.4美元，是烏干達咖啡農所得的二百倍左右。咖啡公司賺到盤滿砵滿，咖啡農夫就做到盡都三餐不計。

那就叫那些大公司不要牟取暴利，問題就解決喇！
問題是這些大公司往往是上市公司，若果每季盈利不上調十個八個百分點，分分鐘被股民看淡拋售。這些大公司能承受得到盈利不夠高，競爭力減低的後果嗎？股民又是否願意一同承擔支持良心公司呢？肯不肯寧可貴一點都支持購買一些fair trade的貨品呢？

這樣說絕不是要為大公司大集團的無良開脫，而是我們必需要明白整個問題的大圖畫。因為第三世界工人的待遇，跟我們無限量的消費文化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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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作武器

2011-07-29T13:58:00.000-07:00

聯合國安理會上星期正式承認，氣候變化有可能對世界的安全穩定構成威脅。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亦表示極端的天氣現象「不僅對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對國家基建、機制運作和財政預算都造成影響，甚至可能導致危險的安全真空現象」。氣候變化會威脅世界和平，其實主要是跟水源和糧食供應有關。

例如在2006年，美國吸納大批黃豆和栗米擴大生化燃油計劃，導致黃豆和栗米的價格上升；又適逢加州、澳洲、以及亞洲多個糧食出產國的天氣變化，糧食失收，導致在2008年4月份，全球小麥的價格上升了一倍，稻米的就上升了兩倍，令到在亞洲和非洲一些較貧窮地區出現缺糧的情況。再數近一點，今年5月份來自中國的藥材價格普遍上升20%至30%不等，有的甚至漲價4倍，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湖北﹑湖南﹑淅江﹑貴州及江西一帶﹐近月來發生旱災﹐導致中草藥材嚴重失收。糧食失收對富裕國家的影響主要反映在食物價格上，但對一些窮困而且政治不穩定的地區，分分鐘會引發難民潮、內亂、或者因為爭奪糧食而對外爆發衝突。

其實在2007年，英國在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國時，曾嘗試就氣候變化可能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的問題達成共識，但沒有成功。今次安理會的15個成員國亦是經過一輪的拉鋸，才發表一項措辭謹慎的聲明，將氣候保護列入安理會的重要議程表中。固中的原因，是除了近年環保的問題經常被政治化外，糧食供求本身亦是一個牽涉政治和經貿利益的敏感問題。

例如在二次大戰之後，歐洲出現糧食短缺危機，美國就藉著糧食援助增加對歐洲的影響力，並且藉著向歐洲大量輸出廉價的農產品以刺激國內經濟。到了1950年代初，歐洲站穩陣腳，可以生產足夠的糧食，美國糧食援助被視為對歐洲農業發展的阻礙。

歐洲市場萎縮，美國就面臨國內糧食生產過剩的問題，於是由1954年中開始，美國轉而大力向其他地區國家提供糧食援助。適逢共產主義的力量冒升，1954年7月10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農業貿易發展及援助」法案。法案表面上是援助貧窮國家，但實際上是一項外交政策，向反左派的政府提供策略性糧食援助，拉攏更多國家政府親美。

美國在1954至1956年間提供的經濟援助，一半是上以糧食為主，由1956至1960年間，美國提供了全球3分之1以上小麥的出口量。對美國而言，將糧食跟外交策略結合，既可提升國際的影響力，又能有助國內農產經濟，第三世界對美國的倚賴越重，美國的政治和經濟收益越大，正如曾經在尼克遜和福特政府擔任農業部長的布茨（Earl Butz）所講：「飢餓的人只會聽命於手上有麵包的人。食物是一種工具，它是美國用來談判的武器之一」。

美國以糧食用作為外交政治的武器產生了不少的不良後果。例如曾令小麥的價格被刻意壓低，令美國以外的小麥農民無以維生，小麥生產更被龔斷；貧窮國家過份依賴援助，長遠失去自給自足的能力等等。

當然美國不是唯一將糧食問題跟政治和經濟利益掛勾的政府。現時再加上全球一體化以及重商輕農的傾向，過度依賴進口糧食的地區越來越多（加拿大另類政策中心上年年尾公佈一份報告，指卑詩省的糧食價格和供應隨時會大幅波動，理由是本省有近一半的糧食是靠從世界各地入口）當中所牽涉的經貿、市場和國際關係問題非常複雜。所以即使聯合國安理會破天荒正式承認，氣候變化會威脅世界和平，指出糧食供應會引發爭端，但要各國達成採取實際行動的共識，恐怕還有一段非常長遠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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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20T14:24:00.000-07:00

2008年為了搞好北京奧運，中國官民都費盡心思。奧運是國際盛事，運動選手、工作人員、以至遊客皆來自世界各地，溝通的語言當然首選英文。於是官民各盡綿力，在北京市內加插英文標語，就連餐館的餐牌也有英文翻譯。於是「乾炒牛河」旁邊寫著「dry fire beef river」；「周打魚湯」就寫著「the week beats the fish soup」；「吞拿魚沙律」就是「swallow to take the fish sand」；「童子雞」的譯法至有創意，不是照字直譯而是有考慮到更深刻的意涵，翻譯為「chicken without sexual life」。這些英文翻譯當時就成為了令人發笑的奧運花邊新聞。

不過這種突破文法框框的「字對字」翻譯法就不只是中國專美，美國一樣有。最近有遊客發現在美國的一些大型郵輪公司，為了讓中國藉遊客有親切貼心的感覺，在餐牌上亦加上中文翻譯。例如英式煙肉（English Bacon）直譯為「英語培根」；全脂牛奶（Regular Milk）譯為「規則牛奶」；新鮮時蔬（Garden Greens）就譯成「花園成為綠色」。搞笑的情度，跟中國大陸的餐牌不相伯仲。

兩者除了搞笑的情度相似之外，背後的動機亦相近，就是要跟所謂的地球村接軌。在奧運期間，為了塑造國際城市的形象，在北京市內大肆加插英文標語，雖然當中不少的所謂英文翻譯都是令人一頭霧水，但就具體反映了中國民間社會要急促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心態。同樣美國遊輪上狗屁不通的中文翻譯，都是為了讓中國遊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塑造國際級的品牌形象。

其實在今時今日的所謂地球村，能夠操多過一國的語言絕對是一項優勢。在加拿大讀書，如果能保持中文的水平，又能操得一口流利英語，去中港台工作當然是一項優勢。不過亦有人說，由於中國大陸人口眾多，當中識英文的人口加起來，分分鐘多過在北美識英文的人。數字上是不是真的多過不得而知，但在中國越來越多人識英文就確是事實。所以除了能講能用，更重要的是能夠明白語言背後的世界觀。

語言本身不只是一種溝通工具，更是一個世界觀的具體表達。例如中文字「禾」字，是模仿禾穀成熟後向下垂頭的形態。「禾」字除了捕捉了禾穀成熟的形態之外，更有「君子不忘本」的意思，成長以後仍垂頭謙虛注視自己的根源，充份表現了中國人的人倫觀念。掌握了一種語言，無形中是在體會著一種了解生活的角度。若能掌握多於一種差異極大的語言，就能有更闊的視野去看世界，更圓融的手法去解決問題。

所以在加拿大居住成長，除了學講英文之外，更大的優勢是來自有一個切身的機會去領略英語的世界觀，明白這語言背後了解生活的角度，處理問題的方法。要有書本上的知識不難，但有一個切身的機會去體會英語的世界就不人人都有。所以即使打算一讀完書就馬上執包袱返東南亞發展，也不要放過這難得的機會，多留意身邊的事物，多跟「英文人」打交道，好好了解英語世界，建立更深刻的優勢。渴望子女會中文的家長們，除了送子女上中文班，為他們能靠死記而成績亮麗的成績表而感到安慰外，不妨配合更靈活的方法，幫助他們領略中國語文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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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死不如找工作

2011-07-13T15:58:00.000-07:00

經濟狀況跟小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可以說是一個常識，亦是每個小市民實際的體會。有美國和英國的研究人員對十個歐洲國家作出調查，發現在2007至2009年間，即是金融危機的期間，這些國家因公路交通事故而死亡的數字有所下降，事關經濟放緩，車輛的使用率減少，交通意外亦自然減少了。不過報告對就業人口的調查就發現，這10個國家的失業率在金融危機期間上升了三分之一，其中9個國家的自殺率都有上升的趨勢。

有關報告在英國醫學雜誌 The Lancet 上公佈，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字，指在受調查國家中，65歲以下的成年人中，分年齡階段的自殺率增長由5%至17%不等。其中希臘的自殺率增長最大。英國的自殺率就增加了10%，每十萬人中有6.75個人自殺，而且男性自殺的死亡率是女性的3倍。報告的結論是在金融危機之前，歐洲的自殺率明顯下降，但隨著經濟狀況的惡化，自殺率逐步上升，幾乎可以肯定經濟危機跟自殺率有關聯。

另外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在今年4月份公佈的研究亦有相似的結論，指美國的自殺率隨經濟形勢起跌，經濟低迷時自殺率上升，經濟繁榮時自殺率下降。該報告的研究範圍更大，由1928年經濟大蕭條時期至2007年金融危機，發現經濟景氣跟美國自殺率之間存在關聯。例如在大蕭條時期，自殺率創下紀錄性高點，在1932年每10萬人就有22人自殺。

要防止自殺率在經濟不景期間上升，有關歐洲國家自殺率的報告認為，要向社會福利系統作出更大投資，不過重點不是發放更多失業救濟金，而是要有效幫助失業人士重新就業，並且設立有效機制避免就業人士容易失業。

其實一份工作對一個城市人而言，往往不只是收入的來源，更加是自我的身分和價值的一個肯定。所以當失業時，生活壓力固然是非常巨大，但自我價值同樣受到沖擊。失業救濟金可以暫時舒緩一下個荷包，但對自我的肯定就幫不了多少。

故此政府在社會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除了集中在經濟的問題上，一些幫助失業人士肯定自我的教育和宣傳亦都應該加強。
市民亦要學習不要將工作職位和自我價值直接掛勾，雖然一份工作對生活的需要以至生活的模式都有重大的影響，但始終不是生活的全部。
如果有家人朋友失業的話，身邊的人除了要了解當事人金錢上的需要，亦要關心到心靈上的需要，明白對方心裡面難受的地方，肯定對方的重要性。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壓力，幫助對方用更闊大的眼光去看眼前的困難。若果發現對方有不尋常的舉動，要及早尋求協助。畢竟共渡時艱，同舟共濟，所講的大概不止是借錢給老友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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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指南全面睇

2011-07-06T14:08:00.000-07:00

香港的營養標籤法例實施了1年，並且大力推廣「三低一高」的健康指標。不過有研究中心調查發現，仍有超過20%的成年人不知道有營養標籤的制度，只有17%的港人講得出「三低一高」是指低糖、低脂、低鈉（鹽）和高纖。

相對而言，在加拿大對食物的營養成份就講究得多，除了營養標籤之外，更加自小就向學童介紹「加拿大食物指南」(Canada's Food Guide)，並且會與時並進，按社會環境的需要將指南更新。

可能有人會覺得奇怪，為什麼食物指南有需要更新呢？10年前一個成年男人一日所需的營養，跟10年後一個成年男人不是一樣的嗎？其實食物指南要更新，主要有3個原因：
一是因為有新的醫學研究，發現可能有一些營養過往忽略了，又或者份量不足夠，需要有所修改。

二是因為食物指南個樣有變。例如1944年的食物指南(當時叫做 Canada's Food Rules )個樣非常搞笑。有樽奶的形象如紳士一般的拿住把長傘。那些麵包、牛肉、雞蛋全部有腳行路，好有 40's 漫畫 feel。不過後來政府發覺，要成功推介食物指南，除了公仔得意之外，更要解釋清楚。例如話要食菜，究竟是一日食一條，還是一日食一棵呢？所以到了1977年開始，食物指南(當年開始改名為 Canada's Food Guide)就附加更詳細的說明，連個樣也改變了。

三是不同年代的食物指南，其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狀況。
例如第一代食物指南叫 Canada's Official Food Rules，於1942年推出。當時正值ニ次大戰，政府推出這個指南的原因，是當時大家都好窮，無錢買食物。為了保護國民的身體健康，指南就教育大眾每日要攝取最基本的營養。而由於當時社會物資短缺，指南上建議的份量不是很足夠。例如當時奶的供應有限，指南上奶的攝取量就只建議了應有水平的70%。所以 Canada's Official Food Rules 的設計，其實是以保護健康 health protective 做出發點。

不過時移世逆，到了2007年的更新版，即是今日所採用的版本，社會富裕了，國民手上的錢多了，市面上多了很多又貴又不健康的食物，街道上癡肥人士隨處可見。今日要處理的問題，不再是不夠食，而是食太多。所以食物指南的出發點不再是 health protective，而是要 eat well 「食得好」。故此最新的食物指南的全名叫 Eating well with Canada's Food Guide。目標是要教育我們「食好D」，以免食出病來。所以有人批評現時的食物指南，好似好著重減磅。無他，這是我們今日的問題。

不過要身體健康大概不只是靠推行營養標籤和食物指南可以做得到，事關加拿大採用了有關制度多年，但癡肥的數字仍然飆升。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數字，由1979至2004年間，加拿大人的癡肥人口大幅上升至每4個成年人就有1個可列入癡肥的行列。在12至17歲的人口中，癡肥比例高達9%；25至34歲的人口中，癡肥比例高達21%；75歲以上的人口更高達24%。而癡肥數字飆升的原因，除了食物的成份之外，跟生活習慣亦很有關係。例如只有9%的男童和4%的女童有達到加拿大體育活動指引，每日有60分鐘中度以上的體育活動標準。

所以今個夏天，唔好成日怕曬黑皮膚，多一點戶外活動，建立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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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大抽水

2011-06-30T23:41:00.000-07:00

南中國海近期風起雲湧，繼大約一個月前越南「平明2號」勘探船事件之後，中越南海爭端突然升級。繼而菲律賓亦乘機趁熱鬧，甚至提出將「南中國海」改稱為「西菲律賓海 (West Philippine Sea)」。其實南海主權爭議由來已久，中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汶萊，都聲稱擁有全部或部分南海的主權，當中藴藏的石油和天然氣，以至漁獲都是各國爭奪的目標。

南海有爭端，美國一方面呼籲各方開展對話，希望緊張局勢走向緩和，與此同時在「日美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中討論了南海問題之後，日本外相松本剛明公開聲稱近期的南海爭端時是中國引發的。美國亦公開發表言論越南和菲律賓，甚至分別跟兩國進行軍事演習，又表示會以一個對方負擔得起的價錢向菲律賓售賣軍備。美國在南海問題上上下其手的做法非常明顯，這樣做原因主要是跟美國本身的利益有關。

對美國而言，南海的主權爭議持續，最符合美國的利益。對上一次南海出現緊張是上年年中左右，而始作俑者正是美國。在上年3月初，中國首次向美國表明立場，指南中國海是關係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美國轉個頭就在日本海、黃海、南中國海，跟韓國和越南有多次聯合軍事演習。年尾跟日本聯合軍演的地點更是鄰近釣魚台的日本西南部海域，軍演命名為「離島奪回訓練」，假想目標是要奪回島嶼。由合作伙伴到選址到目標到行動名稱，在在都是向中國發出強硬的訊息。

中國的國力不斷上升，對美國無疑是個威脅，抑制中國無疑是美國在外交上一個重要目標。記得在今年一月，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到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在中國領土上，蓋茨就說行程「很有建設性，為兩軍關係向下一階段發展創造了條件」。轉個頭到日本就馬上說中國的軍事技術進步將會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實力，美軍在亞太地區的部署意在抑制中國。而南海的主權爭議就是抑制中國的一個非常方便的工具。

這個工具既方便又好用的地方，在於一方面可以分裂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關系，即時突顯中國跟周邊國家的矛盾，提醒大家中國不是真正朋友。另一方面可以進而突顯美國在東盟國家地區的重要性，反過來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協助圍堵中國。再加上美國又是一個所謂的「軍產複合體」，即是只要不對美國的軍事優勢帶來風險的情況下，政府跟軍事產業集團合作，向各國售賣武器。軍事產業是一門超級大生意，由研發到生產，需要聘用大量人員和資源，軍事產業生意暢旺的話，對刺激國內經濟大有幫助。

美國這個南海策略多次番用仍然湊效，在於一些國家樂於兩面抽水。例如中國目前是菲律賓最大的出口市場，也是重要的投資來源，菲律賓絕對不會想傷害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不過在這些爭議上靠攏美國，一方面可以提醒一下美國自己的戰略價值，在向美方購買軍備時可以得個筍價；另方面又可以提醒一下中國自己的重要性，向中國爭取更多經濟上的好處。

縱觀整場南海博奕當中，最要小心行事的是中國。反應太強硬和太軟弱，都會給美國和周邊國家更大爭取利益的空間。按目前的形勢，中國必需要戒急用忍，期望在博奕的形勢上慢慢會有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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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一個能塑造父親的社會

2011-06-21T15:08:00.000-07:00

父親節期間，報章都應應節，登兩則跟父親節有關的新聞。例如有一則報導指在中國廣東省一項調查顯示，廣東的兒童「缺乏父教」。

調查由廣東省婦聯兒童部所做，針對父親的家庭角色及責任問題作調查，在廣州、從化、佛山、韶關等地，訪問了共1714名子女在12歲以下的父親，當中63%的父親認為，掙錢養家是丈夫的主要責任；49.2%的父親認為，應該男主外女主內；34.2%的受訪父親認為男子漢應該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在照顧教育子女方面，74.5%受訪父親從來不或很少為孩子鋪床疊被；72.9%從來不或很少為孩子換尿布；63.9%從來不或很少為孩子洗澡；有一半左右的父親從來不或很少接送孩子上學放學；48.4%的父親從來不或很少輔導孩子做功課。

有專家指出，在家庭教育中，父親的角色不可替代的，缺乏父親的教導會令男童終生「缺概」，不是 calcium 鈣質的「鈣」，而是缺乏男子氣「概」。聖經當中有一句說話：「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意思是如果父親不按父親的位份去對待和教導兒女，就好容易會令子女失了志氣。「失了志氣」原文的意思：失去了勇氣、希望、信心、灰心喪志、頭耷耷做人。

有中國青少年研究人員甚至指「中國是一個父教缺失的國家，使得男孩在很多方面節節敗退，正在使中國失去一代男人。」因為兒子在成長中會模仿父親的行為方式與性格特點，父親長期不在身邊，令男童失去了男性的榜樣。

其實不只在中國，父親角色模糊亦是很多國家所面對的社會問題。不少西方社會的學者在了解今時今日的家庭問題、年青人問題時都會以隱形父親、absent father、father hunger、fatherless generation 無父的一代去描述今日家庭的困局。身為有3個子女的爸爸的英國首相卡梅倫在父親節就特別發表文章，指傳統的家庭生活是「社會的基石」，甚至呼籲要發起一場運動，「把父親重新拉回孩子們的生活之中」。

要父親重新返回孩子們的生活之中，父親本身固然要負上責任，學習在家庭和工作中取得平衡，並且自己要培養出成熟的品格，成為子女的一個依靠和榜樣。不過除了父親本身要有所轉變之外，社會的大環境恐怕亦要有所調節。

我們的社會對一個男人作為一個事業有成的人，一個高級行政人員有好多肯定和強調，但對男人作為一個父親的肯定和塑造卻很少，諻論有空間去鼓勵一個男人去成為一個心志成熟的爸爸。就如中國廣東省那份調查報告所顯示，當中受訪的父親平均每星期工作5.88天。一個星期7日，用了6日來工作，扣除睡覺的時間，又何來陪伴照顧子女的空間呢？

工作過份繁忙，物價指數上升家庭經濟壓力越來越大，都會影響到父親和子女相處的時間和質素。今時今日有不少政客都打家庭牌，但如果真的認定家庭優先，認定傳統家庭生活是「社會的基石」，除了多一兩日假期，和增加少少稅務優惠之外，政府是不是更應該以家庭健康作為出發點，去制訂經濟以至其他社會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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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經濟講智慧

2011-06-16T11:27:00.000-07:00

非洲的經濟增長，續漸受到重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未來幾年非洲經濟增長的速度將會超過全球平均水平。在歐洲國家不時轉出債務危機，中東政局不穩，以及美國經濟谷極都無顯著起色的時間，非洲的經濟增長就特別吸引。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出訪非洲，並且有機會在贊比亞首都盧薩卡舉行的第十屆《非洲增長與機遇法》論壇閉幕禮上發言，把握時機去撘通天地線，加強跟非洲各國的關係，肯定是今次非洲之行的重點。要達到這個目標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例如可以藉美國黑人總統奧巴馬去拉關係，突顯美國跟非洲之間的親切淵源；又或者可以展示一下美國的外交願景，協助發展非洲的異象，感動一下一眾非洲國家領導的心靈。用什麼方法就視乎政治智慧的高低。希拉里選擇的方法，卻是去評擊中國。

在贊比亞的記者會上，希拉里直言美國非常擔心，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和投資活動，指中國的援助和投資在透明度和管治方面未能跟被普遍接受的國際準則一致，甚至指在追求商業利益的過程中，中國沒有利用到非洲人民的聰明才能。

這番言論有很多不高明的地方。
首先，雖則大家都知道美國對非洲的經濟潛力非常關心，但希拉里的言論就給人非常猴擒「搶生意」的感覺，有失大國的風度。

第二個不高明的地方，是太高調的驚動了競爭對手。雖然美國對中非關係的緊張，中國方面心知肚明，但畢竟在非洲開拓商機的空間很大，彼此之間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去分一杯羹。但希拉里就直接將中國鎖定為非此即彼的對手，高調批評中國，並且揚言美國可以取替中國在非洲的角色。這種論調無疑會令中國明白到原來在美國眼中，中美兩國在非洲問題上是一場零和遊戲。中國方面好自然會放棄製造雙贏的幻想，而是用更大的力度去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

第三個不高明的地方，是言論不單沒有令非洲國家增加對美國的幻想，反而勾起一些對美國的介心。例如希拉里警告非洲國家要提防「新殖民主義」，指在殖民時代，其他國家奪走了非洲自然資源，付錢給領導人之後就走，沒有留下任何東西給當地人。這種講法，難道不正正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社會的印象嗎？美國不是經常被指責利用自己的優勢去奪取其他國家的資源嗎？美國有智庫組織日前發表報告，正正指出其實是歐美的對沖基金近年都在非洲窮國掠奪土地，間接推高全球糧食價格，對世界糧食供應造成巨大的威脅。

相反中國在非洲的形象正面得多。當希拉里在贊比亞出言批評中國居心叵測，身為東道主的贊比亞總統班達不單沒有避重就輕，反而力挺中國，說「我們國家自(1964年)獨立以來一直與中國關係緊密。」指非洲與北京的關係又健康又長久，中國幫助了很多非洲國家渡過了最近的金融危機。甚至舉埋例指今年5月，贊比亞得到了中國1.8億美元貸款修建一條主要公路。南非智庫貿易和行業策略研究所亦認為說：「總的來說，中國在對非洲貿易方面的表現更為積極。」

明明想突顯自己，反而激起有潛力的合作伙伴為競爭對手講好說話，美國的外交政治智慧好明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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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深的集體回憶

2011-06-08T15:56:00.000-07:00

集體回憶是一個社會上不時會提及的概念。這個概念由法國社會學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在他的著作《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中提出。簡單來說，集體回憶的概念有別於一個人記憶，在於集體回憶是由共同經歷的人、事、物所引發起的一種情懷，這種情懷不只發自一個人，而是一班人的內心，成為一個群體的記憶遺產中標誌性的元素。這個概念到70年代被歷史學家廣泛討論，到近年在香港社會一些議題的討論上經常出現。

雖然集體回憶這個概念已經有了一段時間，但實際運用起來，特別當市面上人人好似可以隨口運用的時候，就仍然有多少模糊。究竟何謂一班人呢？是指一個特定社群當中的80%、60%、抑或15%的人口？什麼樣的情懷才算數？如果荔園、啟德機場、永利街、梅艷芳、孖條雪條算是港人集體回憶的一部份，那麼喜帖街、茶餐廳、長毛、恆生指數又算不算？如果將集體回憶用作爭取某種訴求的理由，問題就更見複雜，例如當年皇后碼頭和天星碼頭的遷拆問題都引起了不少的爭論。

不過有些事情又不難被大眾認同為集體回憶，例如六四事件。香港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有研究指，透過六四燭光晚會所作的問卷調查、分析報章報導、以至深入的訪談，了解不同港人對六四的情意結，結論是六四是港人絕無僅有最深的集體回憶。

其實透過觀察，也不難察覺六四在港人心中所引發的情懷。例如根據支聯會的數字，1990年首次六四燭光晚會有大約15萬人參加。經過了廿年之後，過去兩年的燭光晚會仍有多達15 萬人參加。而且還有薪火相傳的情況，很多年輕一代，甚至八十後都對六四有很深的情意結，可見這個集體回憶巳蔓延至不同年代的港人。

導致六四成為港人最深的回憶原因有很多。例如事件本身非常震撼，強烈抵觸很多人對公義的渴求。又或者是有很多的有心人，透過大型活動，或者私下自發教育下一代，將六四的真相以及核心意義傳遞。不過最有力的原因，大概是中國政府本身。

中國政府一直不肯平反六四，不肯道歉繼續將六四標籤為禁忌，固然直接觸動市民的義憤。但其他打壓異見人士的行動，更有火上加油的果效。例如早前扣留維權藝術家艾未未，在六四前夕引起廣泛關注，再一次提醒市民中國當局在政治改革上的停滯，突顯在人權紀錄上的污點。再加上艾未未惹來被政府騷擾的原因，跟他追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中因政府興建學校偷工減料而倒塌，導致大量學生死亡的真相有關。

汶川大地震是一次觸動港人心靈的事件，有很多市民出錢出力去救災和協助災後重建。天災無得講，但官員中飽私囊，偷工減料所做的豆腐渣學校，令大量學生死亡就是人禍，理應查辦，依法處理。但貪官無被懲治，反而努力求證，伸張正義的小市民被打壓，又再一次嚴重抵觸人對公義的訴求，更加感受到六四的痛，以及進一步鞏固紀念六四的象徵性意義。

所以中國當局要沖淡六四這個集體回憶，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打壓或者迴避，而是正面檢討處理異見人士的手段，以及在打擊貪官污吏的事情上交出具體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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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31T15:31:00.001-07:00

經過17年的期待，溫哥華加人隊終於有機會打到最後，爭奪史丹利盃。即使你平日無留意hockey，現在只要到溫哥華街頭走一轉，都會知道門將 Luongo 個名點串。

除了隊員和fans高興之外，商戶更是鼓舞。事關加人隊的表現越勇，相關商品就越是搶手。餐館、酒吧、電台、電視的生意亦受帶動。有餐館的東主指每次加人隊有賽事，餐室由下午4時半就開始滿座，即使有HST都無礙fans大吃大喝的豪情，自加人隊打入季後賽以來，生意額上升了25%-30%。

另外有調查顯示，一支冰球隊在季後賽的表現，有助所屬城市的生產力。調查訪問了超過300位公司經理，56%認為冰聯季後賽有助提升員工的士氣。員工之間在季後賽期間有了共同話題，再加上相約觀賞賽事，大家的關係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情緒性地變得緊密，合作好了，生產力自然增加。最美妙的是，公司管理層無需花一毛錢就坐收士氣高昂果效，如果老闆識做，自掏錢包買些小食助興，跟員工之間關係就更見緊密。

不過事情總是有辣有唔辣。市面喜氣洋洋的代價，就是溫哥華市警的開支會大幅上升。事關加人隊不斷晉級，比賽的場數不斷增加，球迷情緒不斷升溫，期間所需的警力開支亦會跟著上升。在1994年加人隊直闖總決賽，在最後一場輸掉後，有部份球迷情緒激動，在有5萬至7萬人聚集的市中心搗亂，造成超過一百萬元的破壞。為免重蹈覆轍，警方在季後賽的開支一定不能少。溫市市長羅品信已經表示，加人隊順利打入總決賽，市府需要多撥至少65萬元作為市內保安的開支。

過去溫市政府曾要求鄰近市府分擔開支，但無任何回響。上年加人隊打入季後賽，市長羅品信向省府和聯邦政府伸手，一樣無著落。今年就好似連提都費事提。其實當中的理由好簡單，如果冰聯賽事可成為撥款理由，其他大型活動有樣學樣的話，省和聯邦政府就真是手尾長。而且季後賽對溫市確實會帶來收益，要市府自行調整資源亦不為過。況且在一般市民心目中，代表城市的球隊晉級是一件光榮的事，為了保安費用大呼小叫實在有點難看，難以引起共鳴。

既然如此，我建議溫市當局可以向加人隊的球星打主意。
如果加人隊贏出決賽的第一埸賽事，前鋒球星Sedin兄弟就要為市警免費拍一輯廣告，提升警隊形象。
贏到第二埸，就再加門將 Luongo 免費出席禁毒活動，鼓勵青少年遠離毒品。
再贏第三埸的話，加人隊就要全員出動，為市府做洗車活動籌款。
如果打足7場，不論輸贏，加人隊都要打兩埸表演賽，收益扣除開支，全數撥歸市府庫房。
不要少看這些安排所帶來的收益。加人隊球星打一支廣告，閒閒地叫價十萬八萬，又拍廣告又做騷，分分鐘是過百萬的開銷。這些安排對市府、市警、球隊、商戶、市民都是多贏的局面，讓全城更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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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4T15:10:00.000-07:00

兒童癡肥近年越來越受到關注，對有關趨勢的原因亦有不同的見解。例如在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的不少兒童關注團體都認為，是因為商人將兒童鎖定為消費對象，利用不同傳播媒介大力向兒童推銷不健康食物，令兒童在長期受影響下潛移默化，習慣進食不健康食物。不過食品商就指廣告對兒童飲食習慣的影響有限，確保兒童養成健康生活方式的責任在父母身上。

最近西門菲沙大學傳播系教授克蘭（Stephen Kline）探討全球兒童癡肥以及健康教育計劃的研究（Globesity, Food Marketing and Family Lifestyles）就指出，世界各地兒童超重的原因很複雜，其中缺乏運動、愛在看電視時吃零食，食品公司利用電視推廣零食，全部都是重要因素。

其實不論確切的原因是什麼，兒童健康的趨勢都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
例如前些時有報告指出，在加拿大14至15歲的青少年中，有血壓和膽固醇偏高的跡象。報告由2002年開始，對20,719個第九班的學生進行觀察。到2008年，發現當中17%有高血壓；16%膽固醇偏高；30%過重甚至癡肥。這個現象若不及早關注，在青少年身上出現的疾病會越來越多，到了成年很快就會有心臟病、糖尿病等問題纏身。

導致這情況的一大原因是今時今日的青少年缺乏運動。青少年的健康運動指標是一個星期5日，每日90分鐘，不過在加拿大能達到這水平的青少年只有22%，取而代之的是有24%的青少年每星期花超過20個小時在電視和打機。

當然另一個主要原因就直接跟食物有關。其實青年人經常都會接觸到不健康的食物，不是鹽和鈉偏高，就是脂肪和糖份過量。意思不是青年人經常故意去選擇一些不健康的食物，而是跟我們今日對食物的口味有關。

在我們今日的食品市場，何謂好味，基本上是由食品公司決定。如果一種食品的味道不夠吸引，食品公司就會加工。或者一個品牌未夠去增加市場佔有率，食品公司就會將同一種素材加工改裝，變成4個品牌18個選擇。簡單而言，就是用市場策略決定食品含量。結果大家食慣了，再吃一些真正少鹽少糖少添加劑的食物原味就覺得淡口，不夠好味。為了健康，硬食一、兩餐還可，但長遠還是會選「好味」的。

這種被食品公司按市場策略塑造大眾口味的現象，就引出了一些奇怪的難題。例如一些標榜健康的食品，添加了多種維他命、礦物質，但同時鈉和糖含量偏高，那究竟還是不是健康選擇？在英國有研究發現，當地可供兒童選擇的穀類早餐有28個品牌，當中27種含糖量超過政府建議標準，其中有9種的含糖量高達40%。這都不過是早餐。難怪英國6歲兒童和15歲青少年的肥胖比例，分別是高達8.5%和10%。

改善兒童的健康是個深遠的問題，既讓下一代免於受長期病患之苦，又能減少醫療開支和社會負擔。而改善的根本方法，在於改變飲食習慣。買食物別只信「低脂」「高纖」等標語，要看清楚有關營養含量的標櫼。當然少出街食飯，多用一些健康新鮮的素材自己煮，對全家人的身心健康都有幫助。愛護下一代，培育健康的兒童其實好實際，實際到就由今晚食乜餸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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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9T00:47:00.000-07:00

貧窮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每一個國家都要面對的。不過詳細一點的去了解的話，又可以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例如在美國，按2010年的標準，一個四口之家的全年收入低於2萬2050美元的話，就屬於貧窮人士的範疇。按這個標準計算，有超過13%的美國人是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相比在中國，按中國國家統計局在2010年的標準，一個人的年薪低於1274元就屬於貧窮。按這個標準計算，中國人口中只有2%是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表面上看，中國的貧窮人口比例遠比美國的為低。不過再深入一點去研究就發現另一番景象。按美國政府定義的貧窮家庭中，46%已經擁有自己的房屋，平均有三個睡房、一個半浴室、一個車房；73%的貧窮家庭擁有汔車，當中接近三分之一更是有兩部或以上。這些美國貧窮家庭的孩子，不單沒有營養不良的問題，甚至有普遍超重的現象。而在中國，按政府貧窮的定義，一個窮人每日的消費支出，就只能夠買6個饅頭或者3根香蕉。

國情不同，標準不同，貧窮的狀況亦非常不同。雖然何謂「貧窮」其實是有國際標準，但這些標準都只是參考，各國仍然可以自定貧窮的定義。

除了對貧窮的標準的差異令問題複雜化之外，貧窮問題本滲入了政治的考量，就令事情變得更加複雜。其中一個最具體的例子莫過於印度。由上世紀70年代到近年，印度的貧窮人口就不斷轉變。在70年代，印度有超過一半人口屬於貧窮。到了1993年至1994年間，貧窮人口大減至三分之一。表面上看，印度政府滅貧的成績非常亮麗，只用了20年就將貧窮人口大幅減低。不過事實是，政府只是將貧窮線拉低。在70年代，貧窮線的基準是每日攝取2400卡路里的食物；到了90年代初，政府將基準調低至每日攝取1970卡路里的食物；到了1999至2000年間，基準再調低至每日攝取1890卡路里的食物。

只是拉低基準，就能做到貧窮人口大幅減少的果效。大批印度窮人艱苦的處境無改變，但就在統計數字上「被脫貧」。有研究印度社會的專員計算，若果將貧窮線的基準回復70年代的水平，今日大約有四分之三的印度人口會在貧窮線之下。

印度政府彈性調校貧窮線的基準，很多時都是基於政治的考慮。例如在2004年的大選，當時的執政人民黨以「閃耀的印度」作為口號，大肆歌頌經濟上的成就，貧窮的人口比例怎能不配合一下，令印度閃耀起來呢？！又或者在90年代初，政府曾宣佈印度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貧窮人口，但在這個公佈之前不到9個月，印度政府向一個國際捐贈會議提供一份文件，當中指有39.9%的印度人在貧窮線之下。突然樂於自爆滅貧效果不彰的原因好簡單，就是想取得更多國際上的捐款。

中國政府表示今年會將貧窮線的基準上調至每年收入1500元，意味中國的窮人可能會勁升至1.5億。有人認為這樣做是要讓國際看清中國的狀況，從而減輕對中國在經濟上的壓力，甚至抑制一下「中國威脅論」。但無論如何，貧窮，無飯食，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期盼中國政府不要將窮人當作數字處理，而且做些實事去改善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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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讓一切回歸平實

2011-05-06T02:48:00.000-07:00

經歷了好幾年彷彿日日在搞大選的日子，渡過了近40日感官不斷被刺激的大選期，忍受了一大堆浮誇的台詞和零交流的指責，是時候讓一切回歸平實了吧？！

孫中山認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
管理眾人的事務是平實的。不是每一個議題都需要劍拔弩張，不是每一個失誤都要人頭落地，不是每一項由他黨提出的政策都要肆意鞭撻。政客們，管理好眾人的事務是你們的核心業務，貴黨的興衰你可視作副業，但可不是市民投你一票的動機。

理論上，少數政府更能逼使各黨互相制衡，通過協商去制定政策，令政府集益廣思，施政更具彈性和融合性。但對小市民而言，過去幾年的少數政府經驗，幾本上是連番折騰。一浪接一浪拉倒政府的威脅；一次又一次的聯邦大選。國會上的論政彷彿是下一回競選活動的前奏，政黨間的連橫合縱非為市民的福祉，而是為自己製造出位上位的機會。為反對而反對，為爭拗而爭拗，妄顧市民安居樂業的心願，踐踏民主政制的內涵。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一次國情諮文中所說：「But what frustrates the American people is a Washington where every day is Election Day. We cannot wage a perpetual campaign where the only goal is to see who can get the most embarrassing headlines about their opponent – a belief that if you lose, I win.」
這種日日在搞大選的心態，真的令人厭煩。

理論上，大多數政府能更有效率地施政，更整全地調節各項政策，使國家不在妥協中打轉，而是朝一個特定的方向前行。但在歷史上，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化的例子屢見不鮮。社會觀察員龍應台認為一個國家元首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哈珀總理，這些大概也是市民給你一大多數政府同時附帶的期望。市民不是你的政敵，並不熱衷於見你在下屆大選中人仰馬翻，故請你在施政時不要只望著政敵的嘴臉，不要只盤算政黨的利益，卻要時刻以市民的福祉，社會的建設，以及國家的前途為前題，果敢地忠誠地謙遜地踏實地作我們的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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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05T11:33:00.000-07:00

經過近40日沙塵滾滾的選戰，聯邦大選的結果終於塵埃落定。兩大贏家是保守黨的哈珀和新民主黨的林頓；兩大輸家則是魁人政團的黨領杜錫，和自由黨的葉禮庭。

兩大輸家除了雙雙都在自己的選區落敗之外，在選戰一開始，其實兩人以至兩黨早已呈敗象。

魁人政團在選戰中的兩大戰略，一是攻擊保守黨，二是重提魁獨的問題。第一個戰略的效果有限，一來是所有在野黨都在做同相的事，魁人政團難以從中建立出鮮明的形象；二來是保守黨今次有點似易潔鑊，很多的攻擊以至負面消息好像都不沾鍋，令魁人政團更難以從中撈到油水。而第二個戰略，煽動魁獨情緒似乎亦失效，即使在法裔人士中亦引不起迴響。直到選戰的尾段，在魁省的法裔人士中，仍然有62%表示會支持一個倡議聯邦主義的政黨。很明顯魁獨問題根本就引不起話題，但魁人政團在選情告急之下，除了邀請重量級魁獨人士站台之外，再拿不出其他辦法。既同民意脫節，又缺乏議題，慘敗似乎是難以避免的結局。

至於自由黨，敗象早在黨領選舉之後不久已經呈現。葉禮庭在2008年12月獲選為自由黨黨領之後，因為保守黨的攻擊湊效也好，因為無觀眾緣又好，總之葉禮庭在民望上一直都無甚起色，就連自由黨的民意亦一直落後保守黨。但就偏偏在這個時候，竟然決定去拉頭纜去拉倒少數保守黨政府，做法令人匪夷所思，甚至給選民有為求奪取政權不惜一切的感覺。

黨領魅力不足，就唯有靠議題，但自由黨就一直都提不出一些強而有力的議題。在選戰一開打，保守黨馬上以「三黨聯盟」作為攻擊。其實在上一次大選之後短暫出現以自由黨為首的三黨聯盟，葉禮庭大可御膊給前黨領狄安，但他卻在一開始時回應得不清不楚，令三黨聯盟的指控纏擾了好一段時間。到後期大概眼見贏出的機會不高，又表示不排除跟其他政黨合作組織政府，結果令三黨聯盟指控繼續發酵，整個大選過程都被保守黨牽著走。

再加上自由黨在政治光譜上的立埸近年不很清晰，就進一步影響到固有的票源。自由黨近年不斷向左傾斜，似乎有意整合中間偏左的力量跟中間偏右的保守黨對疊。但到大選的後期，見左翼的老手新民主黨不斷冒起，葉禮庭又大聲疾呼，叫選民不要向左走向右去，而是要支持中間路綫的自由黨。這種連政治立埸都不清晰的情況，既難以吸引新的選民支持，又很容易會令固有的票源流失。

自由黨和魁人政團慘敗，議席就被保守黨和新民主黨所瓜分。加拿大的政治版圖好明顯出現了中間偏右和中間偏左兩大立場的對疊。未來的四年，市民都不會生活在隨時要準備大選的氣氛當中，但在渥太華的政治角力大概會出現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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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28T16:31:00.000-07:00

聯邦大選的日子日漸逼近，各政黨的攻防戰亦越來越精釆。在大選開跑的時候，聯邦新民主黨的走勢不太理想，在各民調中的支持率都不過20﹪，甚至有在中段徘徊在15﹪。不過近日就出現轉機，新民主黨的選情突然看漲，支持率不只突破20﹪，跟自由黨叮噹馬頭，黨領林頓的聲望甚至大幅超越自由黨黨領葉禮庭。林頓自己亦意氣風發，在魁省滿地可一埸造勢大會的演講中，曾經9次用「總理」來形容自己大選後的角色，甚至說自己「已準備好當總理」。

新民主黨突然大勇，當然就成為大眾的焦點。再加上在一埸競爭激烈的選戰中，其中一個政黨狀態回勇，對其他政黨肯定有所影響。

對保守黨而言，新民主黨最大的影響是可能會阻礙保守黨組成大多數政府的如意算盤。事關目前新民主黨大旺的地區是魁北克省，要組成大多數政府，魁省是必爭之地，保守黨在2008年的大選中在魁省只贏得10個議席，得到21﹪的選票。雖然新民主黨在魁省的表現更不理想，只有1席，得12﹪的選票。但今時不同往日，有民調顯示，保守黨目前的支持率是17﹪，但新民主黨就狂飈至36﹪，甚至比魁人政團還要高。如果目前民調的結果能真實反映在選票上的話，對保守黨爭取更多魁省席位肯定會是個阻礙。再加上在卑詩省，保守黨和新民主黨的競爭激烈，新民主黨氣勢上升亦可能影響保守黨的選情。

不過對保守黨而言，新民主黨近日的人氣並不完全是負面的，事關兩黨的理念和形象非常鮮明地不同，傾向支持保守黨的選民，不容易忽然大轉軑支持一個左冀政黨。如果能夠拿捏得好的話，反而有左分薄其他偏左政黨的票源，保守黨可以收得漁人之利。

不過對魁人政團而言，新民主黨的走勢所帶來的威脅就大得多。魁人政團在今次的選戰中的兩大戰略，一是攻擊保守黨，二是重提魁省獨特地位，甚至魁獨的問題。第一個戰略的效果有限，事關所有在野黨都會這樣做。第二個戰略似乎亦失效，事關民調顯示，在魁省的法裔人士中，62﹪表示會支持一個倡議聯邦主義的政黨。在法裔人士當中，新民主黨的支持率亦只比魁人政團落後4個百分點。好明顯，魁獨問題不是今次大選的主要議題之一，魁人政團大力煽風都似乎也點不起火。

不過講形勢最嚴峻的大概是聯邦自由黨。在選戰一開始，自由黨的戰略就是集中攻擊保守黨，甚至是集中攻擊哈珀，希望可以製造出反保守黨的形勢，吸納所有反保守黨的票，對新民主黨一直都沒有嚴加防範。這個策略上的失誤，就令自由黨現在陷入一個非其困難的局面。

其實自由黨近年不斷向左傾斜，逐步踩入新民主黨的理念和政策地頭，意圖在跟保守黨中間偏右的形象對疊之餘，吸收新民主黨的票源。不過作為一個老牌左冀政黨，總有多少的韌力，地頭不是你說要踩就踩得入。例如在魁省，選民厭倦了中間偏左的魁人政團，第一個想起的不是「新左」的自由黨，而是「老左」的新民主黨。自由黨要在餘下一個星期的選戰恐怕是非常難打，既要左右開弓，又要兩面迎敵，不過要怪的，就只有怪自己在競選策略上的漏洞。

不過畢竟還有好幾日，選情總是變化萬千，各黨如何爭取最後機大家可以繼續追下去。但最重要的是看清楚各政黨的理念和施政藍圖，認真地使用手上的選票，做個成熟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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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19T22:14:00.000-07:00

總是覺得聯邦大選其實是一個非常之熱鬧和有趣味的過程，即使你對政治無甚興趣，「盡公民責任」的調子又嫌唱得太高，聯邦大選仍然是不容錯過的，事關這是一個高度娛樂性的過程，由各政黨精英策劃，投以大量資源，為摶紅顏一票。

聯邦大選最具娛樂性的重頭戲，莫過於競選廣告。原本看起來一個正正常常的政客，在對手精心策劃的競選廣告中，可以是一個類似黑社會頭子的人物，或者是一股要將國家推向世界末日火坑邊緣的黑暗勢力，嚇到你鼻哥洞無肉；又或者一個平平無奇、乏善足陳的黨領，可以被塑造為一個充滿睿智、魄力，要將國家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的大救星，令觀眾心裡對他作出英雄式的致敬。又或者從對手的政綱當中一句簡單的說話，可以抽出一個禍國殃民的驚世大陰謀，在30秒時間內令一眾單純的小市民惶恐不安。競選廣告就是這樣好玩，由黨領至到黨綱裡最細小的一項，都可以是讓創意無限發揮的題材。

如果你覺得競選廣告的層次不夠高，可以看演技。一個木口木面，大義凜然的政客，可以在小客廳輕彈淺唱，溫馨非常。一個被指太學者型的政客，可以笑面迎人，到餐室派送熱狗，到麵包店玩begals，親和到不得了。這些一舉手一投足都充滿驚喜的演技，足以用來做演藝學院或者形象顧問中心的通識課程。

如果你想有所學習的話，可以留意語言運用的技巧。人家跟其他政黨有計傾，就指他們準備組成三不像的聯合政府。人家說要多關注海外的人權狀況，特別是宗教逼害，就指摘他「政教不分」。人家說要謹慎審批移民，更多鼓勵新移民學英文，就炮轟他故意打擊移民。總之就是人家說什麼，都馬上將對方說話的內容彈性扭曲，再壓縮為一句半句觸動選民神經的術語。這種本領，腦筋轉得不夠快，或者面皮不夠厚的話都難以施展。

如果你覺得隔岸觀火不夠過癮的話，也可以參上一腿。每日上到不同網站，參與非科學性的民意調查。今日見哈珀的笑容正靚，就加八分給他。明日見葉禮庭的領帶跟皮鞋襯得絕，又加五分給他。過兩日覺得林頓的政治笑話夠抵死，就加十分給他。總之在大選期間，除了日日check下個股市之外，更可以緊貼各類民調指數調劑一下。

當然就不是每個市民都喜歡聯邦大選摻雜了這麼多娛樂煽情的原素，事關選舉政府不是一個拖fans，拼人氣的文娛活動，而應該是一個讓市民對國家運作和發展表達意願的過程。政客要做的，是要說明自己黨的理念、方針，和治國藍圖，然後客觀指出對手在理念、方針，和治國藍圖上的弱點，目的是要讓市民清楚明白地作決定，而非含胡地情緒性地做反應。

令到選舉落到目前的地步，政客們當然要負上責任。將選舉視作搶選票的遊戲，投機炒作，見風駛舵。不過政客們的競選策略亦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而是花了不少人力物去做focus groups 和各類型的觀察研究，了解選民的心理和理解政策的思考模式。再加上經驗上發現，原來一句抵死刻薄的說話，或者一個浮誇做作的姿態，有助催谷當日的人氣，政客就自然樂此不疲。前幾日自由黨黨領葉禮庭才說要打一埸正面的選戰，用希望而不是靠嚇去競選，言猶在耳，自由黨就已經又推出一個靠嚇的新競選廣告。

所以說，要有一埸高格調的大選，不能只靠政客，選民一樣有責。與其被日日新鮮的競選承諾牽著走，或想因為競選廣告而情緒起伏，不如花點時間去了解一下各黨的理念、方針，和治國藍圖，做出負責任的決定，用具體行動叫政客們在競選期間減少煽情，增加理性。

別誤用「政教分離」這口號

2011-04-12T11:46:00.000-07:00

聯邦保守黨在競選政綱有關外交政策中，計劃會在外交部屬下開設一個「宗教自由辦公室」，負責「監控全球宗教自由情況，並將宗教自由列為加拿大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保護海外脆弱的少數宗教社群」。政綱並且解釋：「在維護基本人權方面，加拿大有一個令人驕傲的傳統，這些基本人權包括宗教自由及良心自由，而我們保守黨政府認為，宗教多元化與民主發展是分不開的。」移民部長康尼(Jason Kenney)亦進一步指出，在不少的國際暴力事件中都有宗教逼害的情況，例如在巴基斯坦及埃及都少數基督徒族群被殺害，猶太人在世界各地所受到的壓迫，以及極端伊斯蘭原教旨聖戰分子對溫和的回教徒的不公平待遇等等。

這個「宗教自由辦公室」的主意聽起來合情合理，不過有學者就認為作用不大，有反對黨就指保守黨政教不分。

認為「宗教自由辦公室」作用不大的看法其實很合理，事關國際上有法律限制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進行干預，例如在埃及的基督徒被殺害，其他國家也只能提出譴責。而且保守黨之前亦曾經推出「民主促進辦公室」，能夠發揮的功效不大。今次的宗教自由辦公室的預算每年大概50萬元，由規模到實際功效都似乎難以有所作為。不過對保守黨而言，有關計劃最大的作用大概是對內多過對外，希望在大選期間擺一擺幫助宗教人士的姿態，爭取部份選民的支持。

至於認為設立「宗教自由辦公室」是「政教不分」的指摘，大概亦是一種競選策略式的指指摘。宗教自由本身是基本人權的一部份，辦公室的建議目的是要「保護海外脆弱的少數宗教社群」，不是提倡什麼神權政治、或者原教旨主義政府，跟所謂「政教不分」有一段巨大的距離。不過在加拿大的政治氣候中，指摘對手「政教不分」，是一種令對手蒙受負面形象的簡單手段，爭取對宗教容易有負面反應的選民的選票。

其實講到「政教分離」的問題，在報章 Edmonton Journal 4月11日的一篇文章反而來得老實。文章的題目是「請終止宗教在政治上的沈默」（Let's end the silence about religion in politics）。作者 Ian Bushfield 本身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但就認為政府不少的政策取向，政客提出或者支持某些政策的背後，都一定涉及個人的信念、信仰、對世界的看法，與其將這些信念、信仰視為「隱藏的議題」（hidden agenda），影響政策的制訂，不如老老實實說出來，大家又大大方方的去聽。文章的作者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對宗教不見得有太正面的看法，但就指出了一個人一定是基於某種世界觀去管理國家，而這些世界觀往往跟本身的宗教信仰有關，何苦要硬生生的將宗教信仰從政治中抽離，連提也不准提？

其實所謂「政教合一」的問題，背景可追溯至公元313年，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所頒佈的「米蘭詔書」，以確保教會不再遭受殘忍的逼害。不幸地後來在複雜混亂的政治社會形勢中，形成了宗教領袖和政治領袖爭權奪利的情況。這是教會歷史中一段沉痛而不光采的記錄。後來隨社會的轉變，教會亦痛定思痛，不斷革新，讓「政教合一」成為一個歷史教訓。

可惜現時一些人ロ中的「政教分離」又去了另一個極端，生硬地將所謂「宗教人士」從一些更廣泛的問題和複雜的處境中分割出來，將「宗教人士的意見」，跟一般「社會人士的意見」對立起來。要問的是，莫非宗教人士的意見不也是一個社會人士的意見嗎？難道一位公民只因衆多的背景中有信仰一項，他的聲音就不是一個民意嗎？誠如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於法國慶祝政教分離100週年期間所說：「這區分（政教分離）不代表兩者彼此對立，也不排除教會更積極地參予社會生活。」

若果「政教分離」只是淪為政客用以攻擊對手的手段，這個情況若不留意的話，也許多年後回望，又會是歷史上另一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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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07T23:35:00.000-07:00

去年十月，加拿大遇到一次重大的外交錯折，就是在晉身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投票中不敵德國和葡萄牙，宣布放棄角逐。那是在安理會64年歷史中，加拿大首次未能佔一席位。

當加拿大被擯出安理會的消息一出，聯邦保守黨政府馬上被各反對黨嚴詞攻擊，指政府破壞國家形象，令國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無地自容。亦有一些分析指加拿大在過去幾年在國際舞台上不夠活躍、不夠進取。如果稍為了解聯合國或者國際政治這埸遊戲，就不難明白到要爭取到某個水平的聲望和認受性，除了在一些議題上有聲音有立場之外，更要實際參與在一些任務上。當參與這些任務時，行動的詳細內容往往不到個別參與國家自己話事，而且需要投以大量的資源。

就以目前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軍事行動，聯合國安理會在3月17日通過決議，加拿大各政黨亦一致贊成參與，實際行動就是派出戰機和所需的人員配合行動，當中牽涉到大量的金錢和資源。在國際政治上是無免費的午餐的，要在國際舞台上佔一點位置，在國際利益上分一杯羹，這些付出一定是無可避免，一個全面的政府必需要在財政預算上有所計算。不過外交和國際關係上的問題，在大選中往往不會被認真地提及。

其實民主政制的精髓，是在於市民有參予政治，以至參予國家發展的權利和渠道。大選應該是一個平台，讓各政黨將治國的整體策略和財政藍圖，由國內到國際事務，全面舖陳在市民面前，讓市民可以作出清楚的選擇。可惜政客們只將民主政制視為搶選票的遊戲，在大選期間，為求爭取某個組別人士的票，就拋出大批承諾，而不去全面說明治理國家的策略和資源分配。

誓如有政黨會承諾大幅增加老人護理和醫療撥款，當該黨的人士被問及錢從何來時，會輕易回應話不購買F-35戰機，將錢全數撥到老人護理和醫療就能解決問題。問題是，目前的CF-18戰鬥機開始老舊，加拿大以後要繼續在國際事務上有角色，就必需有適當的裝備配合。就當F-35戰機太昂貴不購買，其他形號的戰機和軍用裝備大概不會太便宜，有可能輕易將購置防務設備的錢全數撥到國內的福利項目上嗎？這等論調明顯只是要討好部份選民，但就未有向大眾選民繪畫出一幅國家整體發展的圖畫。

政黨以搶選票的心態，不斷拋出承諾去吸引選民目光的做法，在今屆大選中大概都不會有什麼改變，不過作為選民就可以成熟一點，目光不要跟著日日新鮮的競選承諾走，而是看清楚各政黨的治國藍圖是不是全面持平，競選承諾背後的取捨和代價，然後作出成熟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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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29T11:56:00.000-07:00

少數派政府隨時會倒台是政治上的一個現實。加拿大歷史上的聯邦少數派政府，平均壽命是18個月。1979年由 Joe Clark 所領導的少數進步保守黨政府，只玩了9個月就一命嗚呼。如今由哈珀領導的少數保守黨政府玩了好幾年，都已經是一項紀錄，即使不開香檳慶祝，至少也沒有什麼好婉惜。真正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剛出爐的聯邦財政預算案未有機會給市民大眾詳細了解一下，就已經被反對黨丟進了焚化爐。

財政預算案重要的地方，在於內容不只涉及國家經濟和政府收支，更加是涉及整體社會民生，包括醫療、教育、基建、國防、科研、稅收、創造就業、營商環境、以及各項福利等等的藍圖。平日政府可以信口開河暢談偉大理想、拋出各種語意不清的承諾，但財政預算案就是其中一個具體的指標，讓國民看清政府的施政方針，發展的重點，以及實際平衡各方需要的智慧和魄力。

反對黨則可以透過批評預算案，跳脫意識形態上的爭拗，具體監察甚至影響政府的施政計劃。在指出預算案的問題的過程中，讓市民感受一下反對黨為批評而批評的精神以外，仍然保持對營建社會民生的視野和觸覺。

不過很可惜，市民大眾今次就失去了這些機會。其實在過去幾年的環球經濟低迷的氣候當中，加拿大的經濟狀況算是不錯，所受的衝擊相比其他工業國為少，固中原因除了加拿大本身的能耐之外，少數保守黨政府審慎理財的策略亦功不可沒。

在不同的民意調查中，經濟近年都是國民最關注的議題，而在受訪者心目中最有能力處理經濟問題的政治領袖，總理哈珀所得的數字一般都是遙遙領先其他政黨領袖。在目前環球經濟氣候仍然嚴峻的情況下，國民理應有機會去了解一下由哈珀政府所設計的預算案，但這個機會就被反對黨所搋奪了。

反對黨這個做法既損人又不利己，因為自己亦失去了一個在經濟問題上表現自己的機會。雖然各政黨在近日的拉票活動中，都有提及預算案中某些項目，例如新民主黨就經常指在預算案中，對老人的資助不足。保守黨政府撥出了3億元作增加高齡津貼及耆老低收入補助，但新民主黨就認為要7億元才足夠。

這一類的批評，明顯有助吸引特定組別的選民留意，但對更多的選民來說，更想要知道的是新民主黨對國家整體經濟規劃的藍圖，因為大家是在選「政府」不是選「政府部門」。一個特定政府部門可以只集中於某些方向，爭取最大利益，但一個政府就必須兼前顧後，由債務，到稅收，到儲備；由高收入到低收入人士；由國內開銷到外交事務，各方面都要平衡，不能將所有錢放在一、兩個議題上。

財政預算案基本上是分配有限資源去讓國家得到平衡運作和發展的藍圖。好可惜今次又溜走了一個透過具體討論讓國家進一步邁向經濟復甦機會，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選舉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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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睡眠的社會

2011-03-24T23:22:00.000-07:00

根據美國一份最新的研究，每日最適當最健康的睡眠時間是7小時。遠少於7小時的人，例如每日只睡5小時的人，出現心絞痛、冠狀動脈心臟病、心臟病發或中風的機率是正常人的兩倍；患心血管疾病機率超過3倍。不過正所謂過猶不及，睡太多一樣有問題。每天睡覺9小時以上的人，患心血管疾病機率，是7小時睡眠者的1.5倍，患上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亦會增加。

如果就以7小時作為最佳睡眠時間為計，對比世界睡眠醫學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Sleep Medicine)剛發表報告，加拿大人睡眠的情況真是強差人意。報告指60%的加拿大成年人平均每晚只睡6.9小時，當中30%的成年人每晚睡眠更是少於6小時，以致大部分時間感得疲倦。

不過這個現象似乎不只是加拿大獨有，因為該報告同時顯示，全球45%的人口都有睡眠失調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失眠﹑睡眠窒息﹑睡眠不足等等。而這情況在兒童當中亦越來越普遍，全球有25%的兒童睡得不好。在加拿大更有高達40%的兒童睡眠不足﹐損害到他們日常生活和學習的能力。有醫生指出，一日7小時睡眠是成年人的標準﹐青少年每晚應睡9小時左右﹐學齡兒童則要睡10至12小時才足夠。

綜合以上兩個報告的結果，要改健康的問題，方法好簡單，就是睡多一點。不過想深一層，又可能沒有這麼簡單。事關我們今日打理身體的方式，跟大圍的社會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例如在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癌症防治組織／國際癌症研究署，在醫學期刊中發表報告，將夜班工作列為「可能的」致癌因素。目前「可能致癌因子」的風險共分四級。列入第一級確定致癌的因素包括吸煙，酗酒。而返夜班就跟紫外線，汔車引擎廢氣和使用合成類固醇等並列第二級的致癌因素。

其實早在80年代，已有科學家提出類似觀點。美國康乃狄克大學健康研究中心／癌症流行病學的 Richard Stevens 教授，在1987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就指出，熬夜會提高乳癌罹患率。令他將兩者拉上關係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由上世紀30年代開始，罹患乳癌的數字就在工業社會飆升，而當時的人正視夜班工作為經濟進步的標誌。這論點當時被視為怪異，但後來卻得到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支持，認為長期返夜班的女性比較容易得乳癌；而男性患攝護腺癌的機率也較高。當然，有風險不代表一定會死。而且目前提出的研究報告多數是針對護士或者航空公司機組人員，還需更多佐證去了解上夜班與致癌的關係。

雖然世衛的報告當年引起了不少關注，但關注還關注，整個經濟發展的步伐和模式就完全沒有調校的跡象。過往一般人都有一個印象，認為已發展國家，對資本型經濟的掌握和發展已經相當全面。但這種印象往往源於只看重經濟數據的單一思維，視經濟數據正靚為社會進步的指標。在這大前題下，所有其他問題，包括人的身體和心理健康都被視為次要。所以要明白何解先進的工業國家擁有大量資源，研製了林林種種的保健品，但人的健康反而每況愈下，關鍵可能係在於我們所謂社會進步、經濟繁榮的盲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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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6T16:24:00.000-07:00

一個政府需要龐大的稅收去維持國家的運作，當中除了各項服務需要花費金錢之外，原來還有廣告宣傳的費用。有報告顯示，聯邦保守黨政府由今年1月11日至3月31日，3個月內就動用2600萬元﹐在電視電台播放廣告。播放的時間包括在一些特別昂貴的時段，例如美式足球超級碗(Super Bowl)決賽、奧斯卡電影頒獎典禮，和加拿大冰球之夜。其中涉及的政府部門有三個，包括人力資源及社會發展部的3個廣告，播放期為9個星期﹐預算支出為1450萬元﹔稅務局的廣告為期11個星期﹐開支650萬元﹔財政部2月和3月份的廣告支出則是500萬元。這一連串廣告主要都跟振興經濟行動的計劃有關。

三個月動用2600萬元賣廣告，引起了不同人士的批評。這些批評主要有兩大方向。
第一大方向，就是批評這些所謂為政府政策和服務宣傳的廣告，其實是為政黨做宣傳。例如其中一支由財政部推出的廣告，主要是讚揚政府2009年度財政預算計劃，擺明給保守黨送高帽。再加上所有的政府廣告都是由總理辦公室提供意見及批准，藉政府廣告宣傳政黨的嫌疑就更大。

不過這一類批評比較難入位，事關是有關政府的廣告，是宣傳一項政策也好，讓市民知道一項服務也好，除非執政黨有著某種超然的道德堅持，否則跟推動政策的政府有多少掛勾似乎在所難免。至於有多掛勾才算過份的界線，就實在難以界定。特別是一個少數政府，一定有博宣傳的心態，在政府廣告上做得有技巧的話，實在是唱好自己的機會。所以推出來的政府廣告，即使有自我宣傳的成份，亦不會留下明顯的痛腳。

另一個方向的批評，就是指廣告的支出過於龐大。這一類批評比較具體，例如有營銷專家指出﹐2600萬元的開支比大型公司如寶潔(Procter and Gamble)在加拿大一年的廣告費還要大。估計一年的政府廣告支出，比大型連鎖快餐店Tim Hortons或麥當勞的廣告開銷更高。

連大型商業機構都望塵莫及，聽起來都可謂誇張，不過這個比較也不是完全公平，事關公司和政府始終有分別，要比就應該用政府同政府比，例如可以對照一下在聯邦自由黨執政期間的數字。在2002/2003的財政年度，當年自由黨政府的廣告開支是1億1千萬元；2003/2004年度是7千萬元；2004/2005年度是5千萬元；2005/2006年度的廣告開支最低，但亦有4千1百萬元。換句話說，聯邦自由黨執政期間，每年平均的廣告開銷是6千7百萬元，比目前的保守黨政府似乎不相伯仲。

現時春季大選的氣氛越來越濃，政府的龐大廣告費用大概會成為一個打擊保守黨審慎理財形象的良機。不過翻查紀錄，政府豪花納稅人的錢去賣廣告的現象似乎不只限於某個政黨。要真正處理有關問題，防止政府以後繼續動用巨款作廣告宣傳，各政黨應該正面商討出政策，規範政府在這方面的支出，例如就廣告內容定出更具體的指引，減少執政黨用作自我宣傳的動機和可能性；又或者定出有關開支的上限、列明廣告開支佔特定項目整體開支的比例等等。以免同樣的問題，向今屆政府抨擊完之後，到下一屆政府又要抨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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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元的煩惱

2011-03-10T16:16:00.000-08:00

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建議向十八歲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者派發六千元。這個建議引起熱烈的反應。有人認為是「救命錢」，有人認為是「掩口費」。有人認為是短期迅速帶動全城經濟的好橋，餐飲聯業協會就計過，派錢可帶動飲食業界增加最少30億元生意額，旅遊業亦估計短期內可以刺激到旅遊意慾。但亦有人指政府偷懶，自己不去想清楚如何有效運用盈餘，把球拋給市民就算數。

當然熱烈的反應就不只在香港，在海外的港人一樣熱切關注，事關曾俊華一句向十八歲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者派發六千元，表面證據很明顯包括移民海外的港人，在不同國家城市的港府辦事處都收到大批心急人的查詢。不過對於移民港人應否獲得派錢，在香港的居民似乎就傾向不大支持。縱觀網上討論區的意見，主要都是質疑移民港人去了外國，不理香港，沒交稅、無貢獻，憑什麼拿這6000大元？！不過這個論調就似乎忽略了移民港人的複雜性。

有移民港人的確一移居外地，就專心致志投入新生活，從此一切港是港非都不聞不問。但有部份移居外國多年的港人仍心存魏闕，對本地的三級政府、文化時事一竅不通，連省自由黨跟聯邦自由黨都分不清，但就對香港的一切，由社會動態到娛樂八卦都瞭如指掌。亦有一些移民港人雖然居住外地，享受當地的各種福利，但大部份投資都亦然在香港，一年返香港兩、三次，向港府納稅多過向當地政府進貢。口口聲聲說移民港人不理會香港，沒交稅、無貢獻，聽在這一類移民港人的耳裡又情何以堪呢？

所以簡單思考一下，就發現問題的複雜性。與其製造海內、外港人的分化，不如把球拋回給港府一眾高官，看看他們對「十八歲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者」可以有什麼別開生面的詮釋。

回說港府派錢這個問題，港府的確可以向海外借鏡，例如在2006年，亞省省府就曾經向省民派錢，每人300元，連小童都有。記得當年有一位住在Calgary的朋友，一家四ロ,兩個大人，兩個小童，4x3=12，總共獲派1200大元！當我朋友講到呢1200元那份眉飛色舞，直是聞者動容。

不過諷刺的是，根據亞省一條危機熱線指出，當年錄得破紀錄的求助電話。單是上半年，已有超過7500人打熱線求助，數字超過了對上年全年的總數，而且大多數求助都同蓬勃經濟有關!

第一類的求助係因為錢太多。例如有人因為錢多，在飲酒方面淺酌變豪飲，結果搞到上酒癮。家裡突然出了個酒鬼，很多家庭問題亦隨之而來。危機中心負責人指出，如果一個社區忽然富貴，多出來的錢往往會花在一些容易令人上癮的事物上，例如毒品和酒精。

第ニ類的求助是錢不夠。不錯，省府好人派，但同樣有人盯上這些錢，例如屋主乘機大幅加租。卡加利柏文協會當年就指出，大部份屋主都有加租，最厲害的是有一間專門出租柏文的公司，將旗下1200個單位全線勁加35%！因此有好多人感到極大經濟壓力，要打熱線求助。

據報現在錢未派，在香港已不少商人已經打主算做這六千元生意。亦有青年團體做訪問調查指有58%的18至30歲市民表示會先使未來錢，六千元未到手已開始鬆手消費。這些情況會不會導致物格上升，更多人落入經濟困境，遲下更多人上街遊行呢？這大概港府在派錢之前更應該深思的問題。

當男人可以自由出入女厠

2011-02-22T15:44:00.000-08:00

試想像一個女生在游泳池更衣室換衣服，忽然走入一個男人，女生大驚之下直叫「非禮！」大叫「救命！」然後隨手拿起支洗頭水擲向對方，再用地拖將那個男人趕出去。女生這一連串的自衛行動合情合理，不過遲下就可能會被控告違反人權，歧視他人。合乎人權的做法，是個女生要若無其事，繼續換衫，與那男人共用更衣室。

好有可能出現以上情況的原因，是聯邦新民主黨議員Bill Siksay（苗錫誠）提出C-389號法案，要將「心理性別身分」（Gender Identify）與「心理性別表達」（Gender Expression）放入加拿大人權法及刑事法之中。

何謂「心理性別身分」和「心理性別表達」呢？

按Bill Siksay所說，「心理性別身分」是指個別人士對自己是男人或女人的概念，心裡覺得自己是男人還是女人；「心理性別表達」是指一個人透過行為、說話、衣著或舉止習慣去令其他人知道其心理性別。例如一個男人穿了一條迷你裙，這個造型就是告訴人他其實心理上認為自己是女人。而不論是「心理性別身分」或是「心理性別表達」，最麻煩的地方「心理性別」可以是一種完全主觀的決定，有心理性別轉變傾向之人士在某一段時間內，可以主觀地聲稱自己是男人，下一段時間又可以改稱自己是女人。

如果C-389號法案獲得通過的話，一個男人只要聲稱這一刻覺得自己是女人，理論上就可以受人權大法保護，自由出入女廁和女性更衣室。表面上是保障有心理性別轉變之人的人權，實際上就大開女性受性騷擾之門。這個看法不是杞人憂天，在美國已經有出現。

美國緬因州 (Maine) 於2005年通過類似法例。在2009年有一名男生 (Asa C. Adams Elementary School)認為自己是女性，要求用女厠，有其他男學生見好玩，可以入女厠，亦爭相效法，男生入女厠。為了平息混亂和保護女生免受騷擾，校方特別准許該名男生使用教師兩性共同的洗手間 (unisex faculty bathroom)，但不為學生家人接納，指控學校歧視該名自己相信是女性的學生 (Discriminating against their child, who thinks he is a girl)。最後，緬因州人權委員會裁決「拒絕該名男生使用女厠為不合理」 (It was unreasonable to refuse the boy the use of the girls’ room)。緬因州的人權法甚至說明，「體育隊伍－－分開性別作賽的體育項目，必須容許轉換心理性別學生根據自己認為或表明的心理性別參加比賽」，即是說，女子游泳比賽是要容許自己覺得自己是女人的男人參加。

所以在加拿大，如果C-389號法案獲得通過的話，一個男人只要聲稱這一刻覺得自己是女人就可以自由出入女厠，以及為社會帶來混亂，並非多餘的擔心。聯邦新民主黨議員Bill Siksay苗錫誠指法案是要為生理上變性者和心理上性別轉換者(Transgender、Transsexual)提供一個明確的法律保護。但事實上是在現行的人權法 Section 2 及 Subsection 3(1)，刑事法 Subsection 318(4)，以及判刑指引 Subparagraph 718(2)等條例內，早已列明各受保護類別，當中除種族、膚色、年齡、性別、宗教外，已包括性取向，連「對本身性別有疑問」亦屬於受保護的類別，早已受到法律保障。加入所謂「心理性別」這些含糊不清的字眼，不會增加保護，只會增加混亂和女性被騷擾的機會。

C-389號法案已經在國會三讀通過，呈交上議院。希望上議院議員不要只是抽空地啄磨人權不人權的問題，而是想清楚法案帶來的實際後果，男人入女厠、女人入男厠的混亂和騷擾。

擔心嗎？請將你的憂慮，並對社會的關愛，直接告訴向上議院議員。
可簽署反對C-389號法案網上請願信：www.stop389.com

也可直接去信各上議院議員。
上議院議員聯絡資料：Senators and Members

兩難中找空間

2011-02-17T10:53:00.000-08:00

2004年12月，在摩洛哥舉行了一個名為 Forum for the Future 的論壇，西方各國和阿拉伯國家政府都有派員出席。論壇當中討論到中東民主進程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代表指中東國家要政治開放，因為缺乏正當的政治渠道去改變社會，令人民投向恐怖主義。不過阿拉伯的代表就認為，恐怖主義是中東人民對美國的忿怒所引致。美國所謂穩定中東地區的政策和推動民主進程，其實都是為自己鞏固利益。

中東政府代表的立場，固然有偏頗的地方，但在中東民眾當中就肯定有一定的市場，至少一些如阿蓋達的恐怖組織，就正是以美國以民主為名干預中東事務，但實際上又支持極權政府以穩定利益的表現，招攬人加入組織，對付西方勢力。

這些背景，正是美國在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示威上，一直保持低調觀望的原因。事關穆巴拉克過去30年來一直都親美，樂於成為美國插手中東事務的棋子，甚至不理會人民反對的聲音，多次協助美國去調解以色列和鄰國的紛爭。美國亦樂於用巨款援助埃及，去換取埃及政府的合作。故此在2005年的埃及大選中，穆巴拉克的政黨上下其手，打壓反對黨派，美國政府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表示。

而在今次反穆巴拉克示威的初期，美國就表現得進退為難。如果太明顯偏坦穆巴拉克，一方面會惹埃及民眾的反感，另方面更正中激端組織的世觀觀，將更多中東民眾推向反美反西方的方向。萬一革命成功，美國好難再在埃及有任何插手的空間。不過若果太快放棄穆巴拉克，又會令其他中東盟友不滿，認定美國無義氣。事實上，美國另一個中東盟友沙地阿拉伯在期間已警告美國不要逼得穆巴拉克下台，如果美國用撤銷每年15億美元援助來威脅埃及政府的話，沙地會不惜取代美國向埃及提供援助，可見其他盟友對美國的取向有多緊張。

不過現在穆巴拉克下了台，美國政府所面對的局面亦不見得輕鬆了，事關目前在埃及最有實力的政黨莫過於穆斯林兄弟會。穆斯林兄弟會是以反美反西方見稱，過往亦有暴力行動的紀錄。表面上看來，這又是個兩難的局面，要徹底跟有極端傾向的政府劃清界線麼？恐怕會失去一切溝通的機會，諻論什麼推動民主。認同支持嗎？又恐怕助長了極端勢力。不過看深刻一點，這亦不代表美國完全沒有轉彎的空間。

當埃及的新政府組成，即使有穆斯林兄弟會或其實極端勢力在當中，都要正面回應到埃及人民的訴求。根據聯合國的數字，目前埃及年青人失業率高達25﹪，60﹪的失業人士是30歲以下。而且埃及的人口自穆巴拉克30年前開始執政以來，上升了幾乎一倍，經濟和其他社會發展都追不上。貧窮人口的比率高達40﹪，貧窮也者是每日的人工少於3元。穆巴拉克政府過去經常要投以大量金錢以穩定麵包的價格。另外，30﹪的埃及人缺乏衛生服務，各類社會基建都嚴重不足，文盲的數字亦非常高。

面對這些嚴峻的問題，新政府必需實事求是，尋求資源去發展經濟和建設社會，美國以至其他西方國家政府如果能忍得住手，不急於鞏固自身的利益，乘機掠奪埃及的資源，說不定可以把握到新的合作互利的空間，令埃及的政治逐漸變得更穩定開明。

政治爛尾樓

2011-02-08T16:09:00.000-08:00

「反合併稅聯盟」(Fight HST)首個罷免卑詩省議員張杏芳的行動，宣告失敗。根據省選舉條例規定，這次罷免行動要在2月4日前，在 Oak Bay-Gordon Head 選區取得四成，即15,368個選民的簽名，才能啟動補選程序，但到截止的期限，聯盟尚欠6000多名選民的簽名。

記得罷免運動一開始時，聯盟的發起人發出豪言壯語，指在Oak Bay-Gordon Head 選區只是一個開始，跟著在2011年1月會轉戰 Kamloops North 和 Comox Valley，如果到時仍然有HST的話，到2月和3月會在另外4個選區發動罷免。如果到時HST仍然未取消的話，聯盟就會大開水閘，由4月1日開始在8至10個選區同時發動罷免。聽起來真的有大水滔滔、山雨欲臨、反轉全省之氣勢。

不過第一炮就撻Q，聯盟亦大條道理，提出的解釋包括選區內數以千計的居民是公務員，為保飯碗不敢簽名反對；柏文大厦等物業不肯大開方便之門，不容許聯盟義工上樓收集簽；有錢人不屑關注；學生們不熱衷關心；再加上聖誕、新年，以及省長金寶爾辭職，都是導致罷免不成功的原因。聽起來，仍然給人有那種誓不低頭的氣勢，但就有「賴地硬」的感覺。

聯盟在發動首輪罷免之先，以上的問題都已經存在，應該在行動之前已計算過。推來推去就是不要將問題推到自己頭上。罷免行動失敗的原因，主要應該是聯盟的發起人意氣用事，計劃不周，兼且不會靈活變通。

在聯盟醞釀行動的期間，大眾市民正氣上心頭，大肆評擊省府強行推出HST，而且攻擊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省長金寶爾。再加上爭取就HST公投成功，聯盟一時間真是氣勢如虹。但到了金寶爾宣佈辭職，沒有了一個明確要對付的目標，局面就開始有轉變，但聯盟仍然推行罷免，感覺有如拿掉了沙包，仍然出力打空拳，你喜歡出一身汗，人家未必有興趣陪你玩。而張杏芳又不是高調的省議員，拿她來開刀，市民大眾缺乏動機。

再加上這一連串罷免運動，被人嗅到有一點政黨滲透的氣味。雖然聯盟多次強調沒有政黨背景，不過有漏出的文件顯示，反對黨省新民主黨黨主席辟荷達指在罷免行動的背面，其實都是黨派的較量，省新民主黨的成員可以大力策動罷免行動，但不要說明是有新民主黨的支持。罷免省自由黨議員張杏芳的行動中一名主要搞手就正是新民主黨的職員。這些有黨羽滲入的消息，亦是令行動的氣勢轉弱的原因。

經過冷靜分析形勢的話，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反合併稅聯盟的罷免省議員行動不至於氣數已盡，亦已經沒有太多承托力，即使聯盟的搞手繼續大聲疾呼，鍥而不捨地推動新一輪罷免，感覺都似是在起爛尾樓。

其實省府在慢慢甩掉金寶爾這包袱之後，有跡象正試圖在承認當初強推HST的手法不適合之餘，向市民說明HST長遠的效益。而在真正面臨HST公投時，正反雙方利用不同平台陳明利弊，市民有機會冷靜地去看清楚HST，以及比較HST以外的選擇，到時反對的情緒和取向可能會有所轉變。如果聯盟真的認定HST是對省百害而無一利，不如改變一下策略，讓市民客觀地了解一下HST的弊端，準備好透過公投令HST永不超生，打好過花費人力物力去製造一些政壇的花邊新聞。

民選激進反西方政府的現實

2011-02-03T00:45:00.000-08:00

西方社會在世界各地的非民主國家大力推銷民主，背後似乎有一個假設和期望，就是一個有民主政制、一人一票選舉的地方，更容易出現接近西方社會的立場和管治模式，一些較為極端或者跟西方過不去的主張會慢慢消失。這個結果對當地人民固然理想，對西方亦非常有利。不過如果一個國家實行民主政制之後，一人一票產生的結果是一個激進而且對西方諸多不滿的民選政府又如何呢？

這個問題一點也不抽象，甚至是西方國家要準備好面對的問題。

受到突尼斯政變的影響，亞拉伯世界掀起反政府的浪潮，其中最受注視的是埃及的局勢。埃及各大城市出現的示威持續了超過一個星期，當中民衆的訴求很清楚，就是要被稱為「最後的法老」執政30年的總統穆巴拉克下台。其實即使無今次的大示威，穆巴拉克的去向和繼任人已經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因為82歲高齡的穆巴拉克，第五個總統任期今年屆滿，即使再玩多一任，強人政權的結束只是遲早的問題，埃及政壇各方勢力已經在密謀上位。

穆巴拉克的如意算盤是讓其子賈邁勒繼位。賈邁勒十年前棄商從政，在黨內引入自由派的經濟改革思維，商界和西方社會都對他有點好感，不過經過今次的大示威，穆巴拉克能否過關都成問題，靠老豆上位的賈邁勒，政治前途似乎都幾暗淡。

穆巴拉克一直以來都是親美，是美國穩定和介入中東事務一隻重要的棋子，穆巴拉克之後的繼任人對美國的立場，直接影響美國的利益。不過按目前的情況，美國似乎就好難樂觀，事關目前在埃及最大反對黨是穆斯林兄弟會。

穆斯林兄弟會於1928年成立，起初單純是要推廣伊斯蘭精神，但後來涉及政治活動，特別是參予埃及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抗爭，之後更推動在中東淨化西方社會影響力政治運動，影響擴散到許多伊斯蘭國家，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伊斯蘭教組織，使用的手段包括暴力對抗。雖然穆巴拉克政府以 涉及暴力活動為理由，禁止穆斯林兄弟會參與政治，但在2005年它與埃及反對黨結盟推出獨立候選人，在國會選舉中贏得20%席位，在民間的影響力亦有增無減，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亦曾經說過，如果埃及有真正全面的民主選舉，最有實力挑戰執政黨的就是穆斯林兄弟會。

另一個可能上位的，是國際原子能機構前總幹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雖然巴拉迪跟美國有牙齒印，在入侵伊拉克，以至伊朗和北韓核問題上都跟美國意見相左，但要下注的話，巴拉迪始終是目前最理想的選擇。不過日前穆斯林兄弟會宣布支持巴拉迪出任過渡時期的臨時總統。以巴拉迪長期居住海外，加上無政治經驗的背景，跟穆斯林兄弟會之間的合作，實際行動起來，誰是莊誰是閑，其實不難估計。美國要跟巴拉迪行埋，亦無可避免地要跟穆斯林兄弟會打交道，甚至有某程度的合作。

西方社會向非民主國家大力推銷民主，有崇高的信念之餘亦多少有點私心。就好似在1991年，當非洲國家阿爾及利亞的大選由極端伊斯蘭政黨勝出首輪選舉時，美國政府大為緊張，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貝克就坦白表示：「一般來說，當你支持民主，就要接受民主的結果。如果民主給你的是一個極端伊斯蘭原教旨政黨，你就應當面對現實。我們唔去面對在阿爾及利亞的現實，因為我們覺得都極端原教旨的見解跟我們的信念相反… 而且跟美國的國家利益有抵觸。」

不過看埃及以至其他中東國家的形勢，即使有真正全面的民主選舉，都不一定會產生溫和開放親西方的政府，美國以至整個西方社會似乎有必要準備好消化和面對這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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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十年爭鬥史

2011-01-26T19:36:00.000-08:00

鬥了成十年，卑詩省教育廳跟卑詩教師聯會（BCTF）就「基礎技能評核試」（Foundation Skills Assessment，FSA）的鬥法近期又變得白熱化。這個評核試乃省教育廳由2000年開始推行。目的是要對4至7年級的學生，在閱讀、寫作和算術等基本技能方面作出客觀評估，從而了解各學校的教學表現。不過這項測試就被教聯大力反對，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評核試的結果可以被用作將各學校排高低的標準，認為為忽略了各學校的獨特性，令老師有壓力，以致影響教學。

卑詩省校長及副校長協會日前表態，認為應該取消評核試，原因是這個引起省教育廳和教聯爭拗多年的測驗，已經過於政治化，建議用另一個標準化的測驗取代評核試。有關的表態，教聯就當然視為一次勝利，不過其實除了話支持取消評核試之外，校長協會的說法不見得在一面倒的撐教聯。如果說事情變得太政治化，教聯要負的責任就肯定多於省教育廳。例如近幾個星期，幾乎每日打開收音機都聽到教聯競選式的廣告，呼籲家長採取不合作的手法，要自己的學童退出不參與評核試。

教聯又曾經在報章上登大版廣告，大數他們眼中評核試的不是。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2008年1月，在Vancouver Sun報章賣了個全版廣告，廣告的標題是 "Withdraw your child from FSA testing!" 內容上半部主要是指出評核試的各種不是，義正詞嚴，試圖說服家長要學生罷考。下半部則是一張便條，方便家長用以向校長提出罷考。不過這張要求免考的便條的內容就不是據理力爭，陳述抵制評核試的正義理由，而是教家長以家有急事 (family emergency) 和長期病患 (lengthy illness) 為理由，不出席考試。說白一點，就是老師鼓勵家長指示學生說謊佯病！

甚至有家長向報館投訴，指校方打電話給她，指她的孩子是全班唯一應考評核試的學生，又說明在這情況下考評核試有不少的麻煩，包括參加測驗需大約8小時，因應試所缺的課程，學校要額外安排補習。最後該名家長唯有無奈下簽回退出考試的表格。

雖然省教育廳亦有訴諸社會大眾，拉攏家長的行動，例如發出公開信，列舉評核試的好處，呼籲家長支持，但跟教聯相比就小兒科得多。問題變得如此政治化，如此有抗爭性，教聯恐怕難辭其疚。

至於校長協會所講，取消FSA評核試，用另一個標準化測驗取代的建議，取消評核試容易，要設計出另一個標準化測驗的難度就非常之高。事關教聯極力反對評核試的理由，是評核試的結果若果被用作將各學校排高低的標準，會忽略了各間學校的獨特性，令老師有壓力，進而用全富精神去催谷學生應付評核試，以致要放棄其他的教學，忽略學生獨特的進度，最終影響教學質素。這種無限上綱式的推論，背後的精神在於否定比較的客觀標準。而任何標準化的客觀比較一定會有所取捨，用教聯的說話，就是忽略了個別的獨特性。按此邏輯，其實任何考試，省市又好，各種專業試也好，都是不可取的測驗。既然如此，教聯在能夠成功阻礙FSA評核試之後，又怎會輕易容讓其他標準化測驗出現呢？

正如較早前一份獨立調查報告指出，負責全省教師管理工作的卑詩教師學會的功能不健全，缺乏可信度，沒有將公眾和學生的利益放在首位，背後一個主因是有「明顯的證據」顯示教師學會被教育工會組織卑詩教師聯會（BCTF）介入而失去獨立運作的立場。教聯一直以來的作風是以工會成員利益行先，還是學生利益行先？其實不難分辨。所以FSA評核試的爭拗恐怕只是表面，真正要處理的是教聯這個工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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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暖腳之旅」

2011-01-19T22:15:00.000-08:00

應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梁光烈的邀請，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到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訪問行程一開始，雙方都顯得頗為謙卑恭敬。雖然中國軍方的的「殲20」隱形戰機曝光，但梁光烈就好謙，強調中國的軍事發展，還是落後軍事先進國家數十年，跟世界先進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對世界不構成威脅。那邊廂的蓋茨，收到風關於殲20的消息後，雖則回應說都未知殲20隱形戰機實際上有多隱形，但亦坦認美方低估了中國新型軍備的發展，甚至指美方也要增加國防經費以應對中國在太平洋地區軍力。

兩國高調接觸，恭敬的說話、營造友好氣氛的說話都總要講，不過蓋茨在一次記者會上，表示中美的軍事接觸不會因為兩國的政治事件而遭到影響的言論，就顯得過於不切實際。在過去20年，中美的軍事交流中斷過6次。其中3次都跟台灣有關，包括在1995年5月，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訪美，導致中美軍事關係宣告中斷。另外兩次都跟美國對台軍售有關，包括2008年10月，美國向台灣出售價值超過60億美元的先進武器。如果蓋茨不熟悉過去20年的歷史，對於中美軍事關係的第六次中斷，即是上年1月，奧巴馬政府宣佈對台灣出售64億美元軍備之後，中國隨即宣佈凍結中美兩軍的互訪項目。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蓋茨可能早在上年夏季已經出訪中國，無需等到今時今日。

而在整個訪問行程中，不論對象是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抑或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蓋茨收到的信息都很清楚，就是中美雙方軍事交流其中一大關鍵的障礙是美國對台灣售武，另一個相關的關鍵，是南海及中國海的穩定問題。一個是國家主權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對中方而言有多少讓步空間，無需勞師動眾去中國走一趟，美方一早已經知道。而美國政府又有多少轉彎的空間，自己亦心裡有數。

在奧巴馬上位初期，魅力凝聚，在媒體的形象上所見，彷彿有著呼風喚雨的能力，但過無耐就見真章，奧巴馬政府其實頗為軟弱。起初大有改變美國外交策略之勢，擺出開放溝通、求同存異的姿態，但無耐就頂不住國內單邊主義、堅持美國霸權的聲音，又將中國放在敵對競爭的位置。蓋茨在中國期間，對外說行程「很有建設性，為兩軍關係向下一階段發展創造了條件」。轉頭到日本就馬上說中國的軍事技術進步將會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實力，美軍在亞太地區的部署意在抑制(restrain)中國，甚至指中國在網絡戰以及反衛星戰的技術進步，會挑戰美國軍隊在太平洋地區的運營能力。跟手更高調表示要加強美日同盟。在這樣的戰略部署下，中美雙方的互信基礎可以有多穩固，有多長遠？

再加上美國國內經濟持續低迷，美國政府要轉移國民視線，中國作為一個迅速強大而又不是奉行西方民主的國家，註定是一個方便的目標。在上年年尾的美國中期選舉中，就有不少候選人打出「反華牌」，利用反華情緒來模糊無能力承諾帶領美國走出經濟低迷的事實。

而美國又是一個所謂的「軍產複合體」，即是只要不對美國的軍事優勢帶來風險的情況下，政府跟軍事產業集團合作，向各國售賣武器。軍事產業是一門超級大生意，由研發到生產，需要大量人員和資源，而且基於機密理由不能輕易到第三世界設廠。軍事產業生意好的話，對刺激國內經濟大有幫助。一直以來有不少美國的議員都以「台灣利益」做理由，主張大手筆地向台售武。有趣的是，如果台灣方面不照單全收，美方就會擺出非常難看的面色，直至台灣肯撥巨款入貨。所以所謂「台灣利益」講到尾都是「美國利益」。面對目前的經濟困境，美國怎可能為了跟中國建立什麼互信而放開台灣這塊肥肉？

所以就當奧巴馬政府有意願，亦無能力和足夠的利益誘因去放開對台售武這個障礙，反而似乎更有動機去利用台海的緊張去爭取自身利益。蓋茨這趟所謂中美軍方「暖身之旅」，恐怕都只能在短期內暖一暖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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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優先走遠一點

2011-01-12T23:22:00.000-08:00

卑詩自由黨黨領候選人簡蕙芝以「家庭優先」作為競選綱領，昨日宣佈若果當選成為省長，就會推動在二月份增加一個家庭日假期。理由是由年頭的新年假期到大約四月份的復活節假期之間，有超過100日無公眾假期，增加家庭日假期可以讓省民有多個機會休息一下，共享天倫。

當然有多一日假期對省民的家庭健康未必有太大幫助，但是有一日擺明車馬要珍惜家庭，卻係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其實除了有一日假期之外，如果能夠再賦予多一點內容，就可能更有助推動正面建立家庭的果效。例如在美國由2001年開始，不少城市都陸續響應「家庭日運動」。這運動的內容很簡單，就是鼓勵大家在每年9月的第3個星期一，放下一切活動，回家跟家人好好吃一頓晚飯。

這個家庭日運動的發起，緣自哥倫比亞大學的全國上癮及藥物濫用中心(CASA)，一份有關回家吃晚飯跟年青人健康成長的關係。有關的報告之後繼續做了好幾年，每次結論都很相似，就是有固定與家人共晉晚餐(每週5次)的年青人，比不固定(每週少於3次)的年青人，染上煙、酒、毒癮的機會大大減低。2009年的報告甚至顯示，不只一起吃，吃得融洽也能對年青人的成長有正面影響。

當然要做到有更多機會跟家人共晉晚餐，有主顴意願之外，亦要有客觀環境的配合。所以簡蕙芝真的以「家庭優先」作為競選綱領的話，不妨將這個精神放入不同的政策範疇。例如在經濟政策方面，可否放開只是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狀況唯一指標呢？

英國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在兩個月前已經宣佈，將會啟動衡量國民幸福感的研究﹐將國民對生活滿意度等因素﹐放入衡量經濟狀況的指標。在日前的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年會中，亦有成員質疑在過去四十年，一直以GDP一個數字去衡量一個國家的成敗，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會上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克萊諾（Peter Klenow）和瓊斯（Charles Jones）提交的報告顯示，以目前的方法計算，美國人的生活水平超過法國和德國，但考慮埋壽命長短、閑暇時間和平等程度等因素後﹐ 德國和法國的生活水平跟美國就不相上下。

其實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在2008年初，就曾委託美國著名經濟學家，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及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經濟顧問的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去研究有關的問題。斯蒂格利茨用了一年有多的時間去研究，結論認為GDP不足以反映市民的生活是否幸福快樂。故建議衡量市民的生活質素時，除了GDP之外，還要加入休假時間，醫療衛生，家庭關係等因素。在計算經濟發展狀況時，要加上所謂的「幸福指數」。

所以要做到「家庭優先」的話，鼓勵簡蕙芝不妨去盡一點，將有關的精神和原則徹底滲透入不同政策範疇。即使最終未能跑出做省長，至少亦為市民的福祉、家庭的健康輸入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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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客們的新年賀詞

2011-01-06T13:39:00.000-08:00

新年期間，不少國家領袖都會發出新年賀詞。不過這些賀詞除了頭頭尾尾加插兩句祝賀的說話外，內容的重點大致都同本身面對的政治局面有關。

例如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新年致詞就強調歐元的重要性，認為歐元是歐洲繁榮的基石，強化歐元有利於歐元區國家共同應對一些全球性的挑戰，而德國將繼續擔負起鞏固和強化歐元應有的責任。這樣的新年致詞，一聽就知歐元區國家過去一年有多嚴峻，未來一年的挑戰又有幾巨大。

英國首相卡梅倫就更開門見山，在新年賀詞中列出就業、教育、公共服務和國家安全問題為英國政府在2011年的四大首要任務。聽漏了前前後後的那些祝賀的說話，還以為英國又進入大選。

我們的總理哈珀的賀詞就早一點，聖誕期間已經發出。賀詞中一方面回顧了加拿大在2010年的威水史，包括成功舉辦溫哥華冬奧；G8和G20峰會在多倫多舉行；世界各國領袖采納了加拿大拯救全球經濟危機的方法等等。另方面就指政府在2011年會透過審慎理財，確保加拿大的經濟持續復甦。

作為政府和政客，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長期都處於要sell自己，sell政策的狀態實在無可厚非。特別目前在加拿大少數派政府執政，朝野雙方都步步為營，任何舉動都會被解讀為為大選舖路。當有消息指哈珀準備將內閣稍作調動，就馬上被解讀為為可能出現的春季大選作好準備。而即使最新的民調顯示，聯邦自由黨目前的支持率仍落後於執政保守黨，自由黨黨領葉禮庭年尾又無風起浪，說聽到選民的呼聲希望換一換政府來做，加拿大人民及自由黨均已準備好大選。看來聯邦大選的戰鼓在未來的一年大概久不久又會響起。

其實自從少數政府上場後，這幾年來政壇總彌漫著搞大選的氣氛，不信任動議、政府面臨倒台等字眼，在媒體上不知出現過多少次。舉凡有什麼争議，不論議題對民生或國家前途是否真有具體的影響，總有政客跳出來拉響大選警報，驚動選民。就是連無議題可爭的日子，也會有政客恐嚇將要拉倒少數政府，總之就是要選民隨時候命，跟他們一起長處備戰狀態。

政黨政治必有明爭暗鬥、互踩互撞的情況，但政黨政治的精神乃在各黨互相監察，讓社會上不同意見透過政黨互相啄磨，激盪出對市民整體有利的政策。而民主政制的精髓，在於市民有參予政治的權利和渠道，在大選與大選之間，能享穩定的政治環境。可惜不少政客往往只將民主政制視為搶選票的遊戲，不定期按民調高低作投機炒賣。就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上年年頭的國情諮文中，有一段提到華盛頓的政治氣氛的說話所講，最令美國人感到厭煩的，是華盛頓好似日日都在搞大選，長期都在搞以令政敵出羞為目標的大選活動。

其實小市民的心願好簡單，就是要在政治和經濟都穩定的環境下建立生活，所以政客們在新一年要搞什麼政治舉動，在謀求自身利益之餘，至少都先說服市民是有考慮到他們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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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買樓成了抱負

2010-12-30T13:38:00.000-08:00

剛過完聖誕，接著就到新年，如果問香港的年青人有什麼新年願望，對未來有什麼期盼，相信答案大概不是什麼世界和平之類空泛的願望，而是一些實際得多的想望。事關一份今個月中公佈的調查顯示，不少年輕人最大的心願就是買樓置業。

調查報告由香港智經研究中心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間所做，透過網上問卷、電話調查及聚焦小組，訪問了近千名16至35歲的年青人。報告結果顯示，受訪年輕人的個人及事業抱負頗為實際，有高達五成七受訪者表示，未來10年最大的抱負，是買樓，四成人的抱負則是要賺到第一桶金。

如斯實際的抱負，相信是不少地產商、銀行家所樂意見到的。因為社會上有越多擁有買樓抱負的新一代，表示樓市的客源有持續充足的供應，確保樓市繼續暢旺。這個現象，對一些政府高官亦有多少的鼓舞作用，事關在我們今日的社會，樓市升跌是一個重要的經濟指標，樓價一升，地產商、發展商、經濟分析員歡呼咩嘢經濟暢旺，日日唱好個市，政府亦能夠向市民誇耀推動經濟的成果。

其實在不少的商業城市，都是以這個邏輯去向小市民去灌輸何謂經濟繁榮，問題是作為一個打工仔，在這種對經濟繁榮的理解中生活又覺得有幾幸福呢？樓市好，經濟好，物價又跟住上升，小市民的個人經濟是否真的暢旺也起來呢？在東南亞有些城市已出現供樓供兩代。阿爸供層樓供到退休都未供完，就將一份其實仍屬於銀行的祖業交給阿仔，由阿仔繼續供下去。亦有不少人為了供樓，要做一份正職兩份兼職，每日見老婆仔女清醒、有精神、唔煩躁的時間加加埋埋可能都不過15分鐘。凡此種種的現象，對小市民都不一定是健康的。智經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只有15.4%的受訪者將貢獻社會視為己任，計劃生兒育女和結婚的不足兩成。這些都是將注意力過份集中在賺錢買樓所會出現的現象，對一個人整體的成長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

該報告出爐後，有人就為年青人抱打不平，指報告將港青抹黑，標籤為「向錢看」、現實、無責任感，欠缺理想。不過塑造出以買樓作為抱負的年青一代，反映的其實不只是年青人的問題，而是更深遠的社會問題。新一代是否有敢於冒險創新的勇氣；有願意為大我擺上小我的精神；人生有努力賺錢以外的空間，多少是跟社會的風氣以及上一代的灌輸有關。要打造一個有創意動力、有人情味、有承擔、有視野的社會，就視為我們今日為年青的一代塑造一怎樣的社會現實給他們去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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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什麼「加強教育」！？

2010-12-21T11:26:00.000-08:00

一份有關大溫地區校園毒品問題的報告在今個月中出爐。報告由加拿大青年領袖中心所撰寫，以問卷方式訪問大溫地區500名13歲至18歲不同族裔的青少年。結果顯示半數受訪學生指在校園內可以輕易接觸毒品，有11%承認曾吸毒，當中過半數更是在校園內吸食。有三分一的吸毒學生，在13歲前便開始吸毒，甚至有人早在10歲前便開始接觸毒品。在這群曾吸食毒品的受訪者當中，55%稱曾在校園內使用毒品，其中33%是在校園內購買，12%是在校園內販賣。有的學生甚至頗「識食」，願意付出100元現金，購買0.5安士的高純度毒品。

毒品在加拿大校園氾濫的問題其實已非新鮮事，魁省在2009年尾一份有關校園毒品的報告亦指出，30%的中學生承認在中學的最後一年開始吸毒毒品，高達80%的中學生在畢業前的一年至少吸食過一次毒品，甚至有2%的六年級學生已經開始吸食毒品，他們通常是受一些年長的朋友、哥哥、姐姐或者父母影響而吸毒。有受訪中學生稱：只要你願意，隨時可以買到毒品。吸毒在校園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大家都沒意識到是違法的，甚至有同學會在游泳池的更衣室內吸毒。

面對校園毒品問題，一般的說法都會是要加強教育。加拿大青年領袖中心在撰寫報告期間曾跟其中20名曾接觸大麻的學生做訪問，當中只有2人表示知道吸食大麻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其他人以為大麻跟香煙沒有分別，對身體毫無太大害處。加強教育的確有其需要。

不過問題是怎麼老是只有強調「加強教育」，加強立法執法呢？加強販毒和藏毒的刑罰呢？只強調一句「加強教育」背後亦顯示出加拿大在對付校園毒品氾濫上意識形態上的限制。

在加拿大社會要認真地全面地處理毒品問題，下一代的健康往往只是其中一小部份，影響著討論焦點的，更多時候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籌碼的問題。主張奉行放縱式自由主義者，總是順口就搬出什麼吸毒是人權之類的大道理，將吸毒的自由放在道德高地，部份政客亦樂於隨之起舞。現在貴為上議院議員的前溫哥華市市長 Larry Campbell 就曾提出過要將大麻合法化才能有效教育青少年有關毒品危險性的怪論。不時又有政客提出種大麻振興經濟理論，要求非法變合法，讓市民大做有市有價的大麻生意，政府就擺明車馬去抽稅，搞活經濟。

毒品問題，特別是大麻，在社會上的形象和和訊息總是有多少含糊。例如自稱大麻王子的Marc Emery，是大麻黨的黨領，兼販賣大麻種子，鼓吹大麻合法化，甚至在警局外公然吸食大麻煙卷，但多年來都無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使現在在美國強力干涉下被捕入獄，在報導有關消息時，主流傳媒始終對他留有幾分「人民英雄」的形象，身為罪犯的事實反而不那麼明顯。

面對校園毒品問題，加強教育的確是重要的一環，不過今時今日青年人被塑造的渠道，大概不只是校內課程，或者一、兩個反毒活動，社會整體的風氣，對毒品的態度，法律上清楚的訊息，在在都是教育的一部份。若果整體的文化風氣對毒品的禍害總是模稜兩可的話，在校內加強反毒教育的果效恐怕亦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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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場上的幽默感

2010-12-15T16:57:00.000-08:00

在不少關於女人眼中有魅力的男人的問卷調查中，幽默感往往都榜上名。的確，幽默感可以令一個男士更有魅力，其實在政治場上，幽默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前美國總統甘迺迪面對社會上的反對聲音時，他的回應是：「社會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即是百分之20的人是什麼都反對，永遠站在旁邊說風涼話。」一句輕鬆的說話，就將反對的聲音定性為不務正業只會說三道四的少數份子，進而塑造自己實事實幹的形象。又或者在1963年在德國柏林一場著名的演說中，面對東德建成柏林圍牆這個無可迴避的事實，甘迺迪說：「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但我們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不准他們離開我們。」說話中，既大方承認自由民主體制有其困難，但就不會蠢到建造一堵牆把人民如動物般關起來，一句輕鬆的說話就點出了民主政權和共產政權本質上的不同。

最近一件鬧到熱哄哄的國際事件，就是位於挪威的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將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被中國政府囚禁的異見人士劉曉波。縱觀整件事件，中國政府的處理手法，就是欠缺了一點幽默感。

例如當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說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是向中國發出的信號，提醒中國發展經濟的同時應結合政治改革… 這對中國的未來非常重要。」面對這樣的說話，中國政府與其惡言相向，可以輕鬆一點回應話：「記得上一屆諾貝爾和平獎頒了給當時剛剛上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一樣惹來爭議。相信當局將和平獎頒給奧巴馬，同樣是要向美國發出信號，提醒美國鞏固自己利益的同時應尊重其他國家的感情，這對美國的未來非常重要。」

這樣一句輕鬆抵死的說話，既能塑造諾貝爾和平獎本來就爭議多多的形象，又能轉移視線，將奧巴馬拖下水，進而借題發揮，指北韓炮轟延平島，俄羅斯派軍機出沒日本海上空等等一連串的緊張事件，都是由於美國妄顧其他國家感受，多個月來在日本海、黃海、南中國海進行軍事演習。這些行為又是否違背了和平獎的精神？萬一擦槍走火，引發戰爭，諾貝爾委員會又是否應該將奧巴馬的和平獎遞奪呢？美國藉和平獎向中國施壓，自己的總統卻在得著和平獎之後在國際上做出挑釁性的行為，又是否一種道德上的缺失呢？這一連串的問題，肯定有助國際的眼睛被模糊，傳媒的焦點又不會只集中在劉曉波身上。

又或者中國政府可以開個玩笑，向由由民間組成的「孔子和平獎」委員會施壓，不要將首屆孔子和平獎頒給連戰，而是頒給劉曉波，並且選擇在諾貝爾和平獎同一日頒獎，好事成雙。到時不少的報章頭條都會將兩獎相提並論，達到混淆視聽，又能多少貶低諾貝爾和平獎的果效。輿論的焦點亦會由中國炮轟諾貝爾和平獎，轉為猜測孔子和平獎背後中共政改的玄機。

其實對一個人、以至一個政府，有幽默感代表的不只是識得講笑，而是有能力有自信去駕馭當前的局面和難題。在談及經濟發展，甚至面對國際對人民幣匯率施壓時，中國政府往往都能表現出一定的能力和自信，以致在困局當中仍然能製造出一定的空間和創意去接招。不過在涉及人權自由的問題上，中國政府就往往表現得有點神經質，以致只能反射性地做反應，對外惡言炮轟，對內大力打壓。這一切反映的，都是中國政府似乎都未有足夠的能力和自信去駕馭有關的問題。人權自由大概是中國跟國際接軋一個重要的課題，和平獎之後大概還有很多機會會碰上，與其每一次都讓人家入位，令中國的形象大跌，中國政府不如好像搞經濟一樣，全盤反省一下如何搞好人權自由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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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危乎的婚姻與家庭

2010-12-07T14:56:00.000-08:00

經過了很多年的關注之後，卑詩省警方終於去年1月，向Bountiful郊區兩個摩門教原教旨主義者社區的領袖提出重婚罪的控告。

Bountiful郊區位於卑詩省東南邊陲。當地的兩個摩門教原教旨主義者社區的領袖布萊克摩（Winston Blackmore）和奧爾（James Oler）一直以宗教自由權利為理由，在自己的地頭內奉行一夫多妻。根據警方的調查，52歲的Blackmore至少有19個妻子，其中包括9名年僅18歲或以下的年輕女子，總共有至少103個子女。而Oler亦至少有跟3個女子有婚姻關係。

警方在去年1月向Blackmore和Oler提出起訴，但最終法庭以技術上的失誤為理由，認爲省府選擇檢控官的程序不公平，宣告取消控罪。不過省府決定再接再勵，要求卑詩高級法院裁定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法律是否違反宗教自由權利。

表面上，Bountiful社區一夫多妻的爭議只是涉及宗教自由權利，但深入一點去了解，就發現當中牽涉到更複雜的問題。在2008年美國德州警方採取高調行動，控告一跟Bountiful社區屬同一個教派的領袖一夫多妻，以及性剝削婦女及虐待兒童多項控罪，行動中救出了超過400個兒童。當中有受害少女作證指出，不少兒童在幼年開始已被性侵害，未成年少女會被安排和年老的近親結婚。這些情況即使子女的母親知道，礙於教派的控制，或者同其他女人爭寵，都會選擇要受害兒童啞忍。換句話說，只集中於討論人權法中有關於宗教自由權利的條款，似乎未能夠掌握Bountiful社區一夫多妻案件的複雜性。

有一對在美國德州摩門教原教旨主義者社區中獲救的姊妹Kathleen和Rena Mackert，以過來人的身分獲邀到卑詩法院作證時表示：在加拿大和美國持守一夫一妻的法例非常重要，有關法例一旦被撤銷的話，將會有更多女子被販賣，更多童工，以及更多違反人權和公民自由的情況出現。

其實Bountiful社區案件的判決結果，影響到的不只是該社區內的人，對加拿大整體也可能帶來深遠的影響。事關若果法院裁決認為一夫多妻不違反憲法，甚至受人權大法保護的話，理論上可能就會逼使政府要修改有關法例，容許多夫多妻。一旦有這種情況出現，在加拿大大概已經有部份人準備就緒，推波助瀾。其實早在2006年，聯邦司法部門已公開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加拿大的法例應該容許多重婚姻、多夫多妻。該報告是聯邦司法部門撥款資助，由三位Queen’s大學的法律學教授所撰寫。其中主要的負責人Martha Bailey指，加拿大的法例反正都不會懲罰人姦淫，何解要懲罰多夫多妻呢？

而在2007年1月，安省上訴法庭亦裁定，1個六歲男童可有1個爸爸2個媽媽：爸爸是生父(biological father)，一個媽媽是生母，另一個媽媽則是生母的同性伴侶(a lesbian relationship)。生父有出精之功，有血緣關係。而生母的同性伴侶常常照顧男童，愛心可比親母，故法庭認為理應在法律有「母親」的名份。這類型的裁決，在在都挑戰傳統婚姻和家庭模式。所以Bountiful社區一夫多妻的爭議，最終影響的可能不只是一少撮人的自由權利，而是影響到社會整體的運作和建立，令本身已危危乎的婚姻、家庭制度再受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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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Christmas，就係咁簡單

2010-11-30T16:58:00.000-08:00

在過去幾年的聖誕期間，社會上都有一個爭論，就係應不應該在Christmas期間恭祝人Merry Christmas的爭論。認為不應講Merry Christmas的人指出，在加拿大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講一句Merry Christmas可能會傷害人家感情，給人「聖誕獨大」的感覺，在講求平等，高舉「政治正確」的多元文化社會，絕不容許有「聖誕霸權」的出現，所以祝人家聖誕快樂乃「政治不正確」之舉動。政治正確的賀詞應是「Happy Holiday」。甚至有人提出，聖誕假期要改為「winter holiday」，聖誕樹都要改名為「holiday tree」。緬省省議會就曾將聖誕樹改稱為「多元文化樹 multicultural tree」，直至省長Gary Doer覺得名不乎實，翻用舊名以正視聽。

其實除了Gary Doer之外，有越來越多人覺得聖誕期間要極力迴避「聖誕」的字眼有些匪夷所思。例如有基督徒群體指這種論調，貌似開放共融，實際上卻有違宗教自由。亦有白人社群認為，如此「政治正確」實質上剝奪了他們珍惜的節日傳統。慶祝其他民族的節日，講句「Kung Hee Fat Choy」就叫「擁抱多元文化」，講句「Merry Christmas」被扣上「政治不正確」，Best Buy 寧祝「Happy eid Al-adha」(回教節日)，也不說句「Merry Christmas」，情何以堪？

Chilliwack學校局日前就一致通過，不再在所謂政治正確問題上糾纏落去，不再用「冬日假期」，而是老老實實地在學校內翻用聖誕的字眼，去談及「聖誕節」、「聖誕假期」，以及一切有關聖誕的事物。有學務委員表示，投票支持翻用Christmas的原因，因為12月25日就是聖誕節，that's what it is，就係咁簡單。

不過Chilliwack教師協會就非常不滿意這個決定，認為學校局不是一個有信仰背景的系統，無必要用一些缺乏包容性帶宗教性的字眼，會令其他人有不被尊重的感覺。言下之意，是慶祝聖誕節應該只是基督徒自家的事，不要搞擾其他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

驟耳聽落，這種講法又公平、又有道理、又配合多元文化的精神，但再想深一層亦暴露了所謂「政治正確」那種一刀切式的近乎粗暴的粗淺思維。 按這種思維，7月1日是否應該祝人家「Happy Canada Day」，也該好好檢討一下，因為很可能會冒犯到原著民和法裔人士，傷害到他們的感情。1月1日是否應該講「Happy New Year」，也值得商榷。因為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社會，不同族裔有不同曆法，怎能容許「西曆獨大」?!

聖誕節不錯是個宗教節日，但又不止於此。 從歷史角度看，基督教信仰確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西方社會的重要價值觀(包括人權、自由、平等)以至不少社會建構，都源自基督信仰和聖經教導的原則。明白這個淵源，慶祝聖誕節可以有更豐富的意義。那些自命「政治正確」的說法，往往就致力於不問情由的「剷平」一切分別，視文化淵源、傳統精神為迂腐的殘餘，以「政治正確」粗暴地倒模出所謂平等大同社會。

其實節期其中一個好重要的功能，就是讓一個社會群體追本溯源，確認自己的歷史傳統，從而加強社會成員的內聚性和身份認同。將一切有歷史意義的節期全部以「holiday 假期」統稱，結果不單會令一些重要的身分、傳統流失，節期的內涵被抽空之後，餘下的大概就只有放假的心情和行街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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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漢也需軟力量

2010-11-17T12:39:00.000-08:00

如果做一項民意調查，問題是今時今日的超級強國是哪一個？相信大部份人的答案都仍然會是美國，不過可能就沒有在上世紀90年代初答得那麼肯定。

要成為一個超級強國，國際共主，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是其中兩大顯然而見的要素。講軍事力量，美國肯定仍然是世界第一。雖然不時有報導指中國軍力提升，美國方面又不時大敲警鐘指中國軍事威脅逼在眉捷，但客觀而言，美中的軍事力量相距甚遠。單看海軍，中國的力量甚至未必比得上日本，更諻論跟美國爭一日之長短。

講經濟力量，即使經過金融危機，美國仍然被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列為全球第4大最具經濟競爭力的國家（僅次於瑞士、瑞典和新加坡之後），中國則排名第27。

不過要做一個得到國際間認同，一呼百應的武林盟主，除了要有軍事和經濟這些所謂「硬力量」之外，還需要「軟力量」。軟力量的成份，主要是道德性的影響力。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柏林圍牆倒塌，蘇聯瓦解，共產社會分崩離析，美國一時間真有領導全球之勢。以冷戰勝利者、民主老大哥的形象號召各國。不過當時的總統老布殊未能成功掌握時機，殿定美國的領導地位。一直到了小布殊，經歷入侵伊拉克戰爭以及尋找大殺傷力武器的鬧劇，美國的公信力更是嚴重受挫。雖然仍是公認的超級強國，但道德性的影響力大量流失。

到了近年的金融海嘯，就將餘下的公信力也都捲走了。全球金融海嘯的導火線，大家都知道是美國的次級房貸。而美國國內的長期低利率政策，則是導致信貸消費過度擴張的主因。但美國高官竟指導致了金融危機或者美國房地產的泡沫化的原因，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儲蓄率偏高。聯儲局主席伯南克直指美國的債務問題「不在於美國人花錢太多，而是外國人存錢太多」。這種對問題的核心視而不見，反而將責任推在別人頭上的態度，最令人反感的地方，不只在於其幼稚和無恥，更是那種以美國利益、美國價值為先的自義心態。

在首爾20國集團（G20）高峰會前夕，美國總統奧巴馬寫給集團其他領袖的信中強調，美元的強勁和全球經濟的健全都有賴美國的經濟復甦，又指「能創造就業、收入與消費的強勁復甦，是美國對全球經濟復甦能做的最大貢獻」。這些說話客觀而言是有一定道理，但口口聲聲要為全球經濟復甦作出貢獻的同時，為了應付遲續疲弱的國內經濟，美國聯儲局推出第二輪量化寬鬆措施，措施推高其他國家貨幣匯率，令大量熱錢湧向新興市場國家，令各國政府大為頭痛。德國外長公開指摘美國一邊埋怨其他國家操控匯率，一邊自己大肆印製美鈔以壓低美元，是一種「虛偽行徑」。另外中國、巴西、俄羅斯、歐元集團等經濟體都抨擊美國的做法。

作為一個國家，出盡法寶，即使損人利己去力求自保，其實就無可厚非。但這些行為亦具體地消耗了一個有志於領導全球的國家的道德性影響力。在G20峰會中，奧巴馬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譴責中國時，並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公開支持。原因大概不是無其他國家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有意見，但就是不服氣，不要跟著美國走。

美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即使會出現相對性的衰落，肯定仍然會是一個超級強國，但隨著軟力量的流失，美國在國際社會上的領導地位大概會持續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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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穩定的世界糧倉

2010-11-09T20:03:00.000-08:00

地球村、全球一體化這些概念，很多時都被視為社會進步的趨勢，特別在金融、資訊科技等等的行業。不過世界上好少有事情是百利而無一害，全球一條村的發展方向其實對個別地區所帶來的挑戰亦可以是非常廣泛。

加拿大另類政策中心較早前公佈一份最新報告，指卑詩省的糧食價格和供應隨時會大幅波動，理由是本省有近一半的糧食是靠從世界各地入口。正面來看，就是卑詩省民有口福，可以食到世界各地的出產，而且價廉物美。不過這個情況亦都等同將自己的喉嚨放在人的手上，所以報告警告說，如果本省的糧食供應保持現狀，高度倚賴進口的話，萬一地球村某處出現些什麼危機，就會影響到本地食物的穩定。

譬如在2006年，因為美國擴大生化燃油計劃，需要大批黃豆和栗米，導致黃豆和栗米的價格上升；又適逢加州、澳洲、以及亞洲多個糧食出產國的天氣變化，糧食失收，導致在2008年4月份，全球小麥的價格上升了一倍，稻米的就上升了兩倍。當時卑詩省的食物價格應聲而起，在亞洲和非洲一些較貧窮地區甚至有缺糧的情況。再數近期一點，今年年初，中國西南五省出現百年一遇的嚴重旱災，多處農地的春播告吹，消息對本地的糧食價格亦帶來多少波動。

其實過度依賴進口糧食的地區越來越多，例如在台灣，政府官員口口聲聲說：「台灣的糧食自足率達90%。」但事實是台灣「稻米」的自足率達90%，另一項主要糧食小麥的自足率就近乎零。每年大約120萬噸的小麥食用量，幾乎全數倚賴進口。準確計算之下，台灣的糧食自足率只有50%左右，跟卑詩省差不多。

不過一個國家過度依靠進口糧食，就等同將自己的喉嚨放在人的手上，因為人家隨時可以令你絕水絕糧。所以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要強大、要發展，除了石油的供應要穩定，儲備要充足外，糧食的供應和儲備同樣重要。難怪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經喊出「國家大糧倉，拜託黑龍江」的口號，因為作為中國最大商品糧食基地的黑龍江省，是肩負有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穩定糧食價格的重任。

另類政策中心的報告建議，要避免卑詩省的糧食供應和價格太容易受外圍因素影響，就要增加更多生產本地的糧食。這個建議說起來合理，做起來就非常為難。為難的地方至少有兩個：

第一，正如很多的第一世界國家，都有重商輕農的傾向。在目前的經濟環境，政府大手振興農業，必然會引起其他行業眼紅。到時在輿論壓力，以及要在大城市創設更多就業職位的實際考慮下，大水喉好難真是往農地射水。

第二，就是市場的支持。本地的糧食生產成本，跟其他地區的成本一般都偏高，相比之下市民購買意欲亦較低，對外地糧食的需求反而較高。在商言商，做生意的，大概都會見到商機何在。

困難是很明顯，不過如果糧食是關乎到社會長遠的穩定發展，當局怎麼也該計劃一下如何減少倚賴進口糧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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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屁股的位置

2010-11-04T08:23:00.000-07:00

加拿大審計總長Sheila Fraser上星期發表審計報告，報告的內容非常廣泛，包含政府不同部門運用資源的情況。不過報告發表後跟著的幾日，反對黨窮追猛打的，以至各媒體追訪報導的，主要都是審計報告批評國防部數以十億元計的直升機及隱形戰機採購計劃。

有政府官員就發牢騷，指反對黨和傳媒只識得隱善揚惡，對報告中對政府各項正面抨價視而不見。官員所指的，大概是審計報告中肯定了政府刺激經濟方案的成果，多項刺激行動都能做到增加工作職位和工作時間，有效運用撥款，迅速發放470億元振市資金﹐行動基本成功。政府對大銀行的監管亦得到正面評價。報告甚至讚揚加拿大稅務局在監管慈善團體運用市民善款的工作，有效保障市民的利益。Sheila Fraser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對審計報告中多項正面的結果感到欣慰。」

在如此正面的背景下，反對黨和媒體就專攻一、兩項抨擊，從政府官員的角度就真是有點不甘心，覺得無被公正對待。不過作為政府大概亦要學會面對一個現實，就是一些較負面的消息，即使只是100分之1的不妥善，在今時今日的社會都必然會被放大，這個就是所謂監察政府的現實運作。從正面來看，這個現實逼使掌權者必須步步為營，不斷改善。不過事情總有兩面，即使有正面的作用，若果不小心運用的話，同樣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例如大約半年前，台灣的《國語日報》做了一項名為《2010兒童大未來》，針對兒童理想職業的問卷調查，向台灣25個縣市，48所小學的1588個五、六年級的學童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第6大小學生最不喜愛職業是總統。不想當總統的原因包括「壓力太大」、「會被嗆」等等。

有分析員指，學童對未來職業的喜好和取向，往往嚴重被傳媒所影響。一個總統即使幹得不錯，在今時今日的社會裡，媒體似乎覺得太多正面的報導，好像有點歌功頌德的肉麻，兼且缺乏娛樂性。放大負面消息，既可刺激收視，又能建立揭示社會陰暗面的正義形象。一些因為政府施政正確而令市民受惠的成果，即使有報導，都要附上一大堆反對黨以至既定利益團體的質疑。以致在媒體上，總統形象的一大組成部份，除了被罵，還是被罵。

曾經有機會跟一些香港高官的親友傾計，問到一些第二代的有沒有心志仿效爸爸服務社群，當中十之八、九都搖頭，原因好簡單，就是做什麼、做到幾好、幾盡心，都一定被人不成比例地罵到片甲不留。這些年青一代，當中不少都是青年才俊。其實總統或其他政府官員都是人民公僕，有小朋友以及年青人有志又有才能於透過加入政府去服務社群，其實是一件美事。不過總是「會被嗆」的陰影太大，恐怕是一個要有莫大決心才可以克服的心理障礙。

正如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蘇辛尼津(Aleksandr Solzhenitsyn)於1978年6月在哈佛大學畢業禮上的演說《割裂的世界》中所講：「今天西方社會在行善與行惡的自由之間有一種不平等現象。政治家若想為國家做些舉足輕重和富建設性的事情便須步步為營，甚至一步一驚心，因為在他周圍有無數心快口直、不負責任的批評者，還有立法部門和新聞媒體不住對他反駁和迎擊。他必須向人證明自己每一步都有稽可查，無懈可擊。因此，才智過人而有創新動力者，幾乎完全沒有機會一抒所長，因為一起步便有滿地陷阱等待著他。於是平庸者當道，這全因民主制度帶來的枷鎖。」

這樣說，不是要求減少揭露政府以至社會上的幽暗，更加不是要大搞歌功頌德。作為掌權者就要有面對抨批的智慧和能耐，接受別人的監察，力求進步。而媒體的報導亦要繼續保持公正持平。當抨的抨，當讚的讚，惡政要放頭條，德政亦無需下下放在報屁股的位置。

Walkman的歷史與創意

2010-10-26T23:27:00.000-07:00

Sony公司日前宣布在日本停止生產和銷售錄音帶式Walkman。可能有不少聽眾的反應是：「吓？不是已經停產很久了嗎？」錄音帶walkman的歷史已經有過30年，截至今年3月底，累積的銷售量超過2億部。當然，以今時今日的消費能力，iPod十年的銷售量已經過2億部；而以今時今日的科技，錄音帶walkman在不少人眼中都是過氣產品，不過錄音帶walkman不單曾經風光過，而且在音樂播放器歷史上的意義非常重大。

錄音帶walkman在1979年正式推出市面，到1980年2月開始在世界各地銷售。其後再加上Aiwa、松下和東芝等公司的推動，錄音帶的銷售量到1983年已經超過了黑膠唱片。80年代可以講得是錄音帶式walkman的黃金十年，在當時一邊行街，一邊帶著一部walkman聽Michael Jackson，可以說是至潮的表現。到1986年「walkman」這個不太標準的日式英文詞彙更進入了牛津英語詞典。

Sony推出walkman的初期定位在青少年市場，強調年輕活力與時尚生活。而且適逢帶氧運動開始流行，walkman亦成為了鼓勵人跑步、做運動的恩物。在當時期的廣告，都會以方便一邊做運動，一邊聽音樂做招徠。所以有數字顯示，在1987至1997年間，也就是walkman的全盛期，通過行路和緩步跑來鍛鍊身體的人增加了30%。

不過除了這些輝煌成績之外，回顧walkman的歷史，亦可以是學習創意的寶貴一課。很多時講到創意，都會覺得是一些人異常聰明，可以無中生有，平白閃出一線靈光，就能夠有新的創作。不過創意又不一定來得這麼神秘，也可以從實際生活中透過一些思考方式而產生，其中一種思考方式是聯想(association)。

就以錄音帶walkman為例，其實錄音帶的磁帶科技早已經存在。在1963年，飛利浦已經推出有關錄音磁帶的產品，大眾亦知道有這種科技存在。但直至Sony的創辦人之一井深大，自己喜歡聽音樂，但就要經常帶著一部頗為笨重的Sony TC-D5，於是靈光一閃，問當時的執行副總裁大賀典雄，能否設計一種方便攜帶，配合耳機一同使用的音樂播放機。大賀典雄完成設計之後，就問當時的社長盛田昭夫：「你覺得一種可以一邊行路，一邊聽音樂的磁帶機是個好東西嗎？」就是這樣，Sony就全力生產這種磁帶機，並且將之命名為walkman。

錄音帶walkman的出現，其實不是科技上沒有什麼重大的突破，而是來自一個聯想性的創意，將「行路」和「音樂」兩樣互不相干的事物放在一起，在這樣一個的創意下，用一個新的角度，新的方式，去運用一項已經有的科技。而這個聯想性的創意，即使現在的mp3、iPod仍然沿用。

日本最後一批錄音帶walkman的出廠日期是在今年4月，該批產品銷售完畢後，walkman的歷史也將就此劃下句點。但Sony表示，仍將繼續在中國工廠生產錄音帶walkman，銷往以第三世界為主的海外市場。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第三世界對walkman的需求恐怕也難見長久，留下來的，主要是歷史上一個小小的位置，以及隨之而引發出的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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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這遊戲

2010-10-19T12:49:00.000-07:00

加拿大上星期二在晉身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遇到外交錯折，在投票中不敵德國和葡萄牙，宣布放棄角逐，這是在安理會64年歷史中，加拿大首次未能佔一席位。

面對這個歷史性的錯折，外交部長康農(Lawrence Cannon)第一時間就將責任推給反對黨自由黨黨領葉禮庭上，指「加拿大是基於原則而爭取席位；但不幸地，在國內反對派領袖認為加拿大不需同一口徑說話。」康農所指的是在個月的一番言論中，葉禮庭指摘聯邦保守黨政府漠視聯合國，並且質疑政府是否有本事在安理會中博得一席位。

其實如果保守黨政府真的認為葉禮庭的說話如此有份量，足以一言喪邦的話，何不一早請葉禮庭出馬，向各國政府進行游說？葉禮庭雖然身為反對黨黨領，但有機會為國家盡點綿力，兼且順便幫自己攞釆，應該會肯挺身而出。康農的說話好明顯是為國內黨派政治而講的，而且言過其實，事關有傳媒問了多位有參與投票的國家大使，都說未有聽聞過葉禮庭的言論，甚至連葉禮庭都未聽聞過。

這邊廂保守黨政府推卸責任，那邊廂反對黨亦群起攻擊政府外交政策失敗，令加拿大在國際上的聲譽欠佳，導致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席位無功而返。這樣的解讀，恐怕就忽視了聯合國究竟是一個什麼的遊戲，各國是出於什麼動機去投票這大圖畫。

首先關於加拿大的國際聲譽，即使在一個越見複雜的國際生態當中，加拿大的外交政策上未能面面俱圓，加拿大在很多維和及救災事務上都有大力參與，所作出的貢獻和犧牲，都是有目共睹。另外跟其他國家的交道，例如同中國和印度的關係都有明顯的加強。

不過各國大使在安理會投票時所考慮的，大概就不只是這些國際聲譽和外交政策。就以印度為例，總理哈珀上年11月出訪印度；今年年初兩國簽署了核能合作協議；在拓展資源及製成品市場策略上，加拿大政府又指定印度為主要市場，但在安理會席位上，印度就將票給葡萄牙。當中原因好簡單，就是印度有野心要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葡萄牙又表示會支持。所以印度放棄加拿大，推葡萄牙入局，動機一目了然。

另外阿聯酋有官員明言，有游說其他國家代表不要投票給加拿大。口裡頭的原因，是感受到加拿大無大力支持阿拉伯國家，以及加國的貿易政策有「保護主義」。近期加拿大基於各方考慮，拒絕讓阿聯酋的航空公司加開往返加拿大的航線，阻礙了阿聯酋的商業利益，這大概就是一個導因。阿聯酋政府投票，是否基於加拿大的國際聲譽和貢獻；或者過往跟聯合國的關係；還是自自身的利益考慮呢？大家心知肚明。

再者今次的兩個競爭對手德國和葡萄牙都來自歐洲，歐洲國家基於自身利益以及歐洲在聯合國的影響力，都會強烈傾向將票投給自己人。但與此同時，同屬北美洲並且在國際間好有牙力的美國，今次不但無為加拿大進行積極游說，甚至有消息指奧巴馬政府傳令要所有美國外交人員，不參與在一切協助加拿大拉票的工作上。這做法幾乎等同在今次的安理會席位角逐上放棄加拿大。

其實在今次安理會席位投票前幾日，加拿大在一輪游說後，收到135個國家書面支持，以及另外15個國家口頭承諾支持，加起來共有150票。但到投票當日，加拿大在首輪投票只得114票，第二輪更跌至78票，那些白紙黑字的承諾究竟去了哪裡？所以今次的挫折，除了是一個機會去檢討加拿大的外交外，亦讓大家見識一下國際政治，以及聯合國是個什麼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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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罪羔羊

2010-10-13T13:45:00.000-07:00

美國近來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對中國窮追猛打，彷彿今日美國經濟疲弱的根源就是人民幣匯率，世界經濟復蘇就只欠人民幣升值。追打程度之激烈，令人懷疑美國的官員對美國以至世界經濟大勢是不是真有一個全面性的看法。

國與國之間的貨幣匯率固然對彼此的經濟有影響，但將一國的經濟困局訴諸另一國的貨幣，就真有點無限上綱。美國的官員要明白這一點，其實只要重溫一下二、三十年前的歷史就可以了。在80年代，日本汽車製造業強勁，威脅到美國汽車製造業的飯碗，於是美方向日本的貨幣匯率開刀，終在1985年美日達成了「廣場協議」，成功逼日本將貨幣大幅升值。但當日圓升值了50％後，仍然無助於使美國的貨品更具競爭力。這堂歷史課，美官員大概不會這麼快就忘記。但令到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立場一致，將美國的經濟困局推到人民幣匯率的頭上，反映的不是美國政客對歷史缺乏認識，而是對目前的經濟危機束手無策，急需一隻代罪羔羊去轉移民間的怨氣。

其實這種情況不時都會發生，誓如在2006年，美國經濟表現不如理想，當時的總統小布殊就賴中國缺乏完善的退休金和福利制度，導致中國人民要蓄錢，要積谷防饑。面對知慳識儉的美德，小布殊竟然呼籲中國人民儲蓄還儲蓄，都是時候要多用點錢以剌激經濟，多買美國貨。

2008年美國華爾街金融風暴蓆捲全球，當時的美國財長保爾森以及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就指導致了金融危機和美國房地產的泡沫化的原因，是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中國人的儲蓄率偏高。伯南克更直指美國的債務問題「不在於美國人花錢太多，而是外國人存錢太多」。意思就是：你們存錢，害苦了咱們美國人。要如此厚面皮去講出如此水準的說話，大概真是要走投無路才做得出。

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言，即使他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但亦知道人民幣匯率根本不是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靈丹妙藥，不少美國經濟學者亦呼籲華府要面對現實，不過中國繼續成為美國政客一隻就手的代罪羔羊的事實，在未來一段時間大概都不會改變。事關下月的美國中期選舉已進入倒數階段，民主、共和兩黨要在對目前經濟困境無計可施的情況下進行拉票活動，最好是利用選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憂慮，將美國當前經濟問題歸咎中國。《紐約時報》做過統計，單在過去一周，至少已有29名候選人賣廣告打「反華牌」來掀動選民的反華情緒，藉以攻擊競選對手，這些反華競選廣告，估計耗資數以千萬美元計。美國學者指出，中國已成為美國經濟低迷的代罪羔羊。《華爾街日報》更指兩黨候選人都把中國描繪成「經濟低迷時期的邪惡外國勢力」。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前主席卡普（Robert Kapp）說，從未見過美國政界如此把中國視為「出氣袋」。美國CNN知名記者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亦在新一期《時代》雜誌中撰文，呼籲美國自我反省，「不要把美國經濟不好的責任都賴到中國頭上，要客觀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直指在9月29日，美國眾議院以壓倒性票數通過針對中國的人民幣法案「毫無意義，不能解決美國所希望解決的問題… 是美國國內反華情緒的表現」。扎卡里亞甚至分析，中國的競爭力已開始轉型，美國應該用更長遠的眼光面對中國。不過在當前的窘境，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有隻方便的代罪羔羊用來推卸責任、搬弄情緒、爭取選票，美國政客又怎會輕易棄用如此的一隻好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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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卻依然不道德

2010-10-06T23:25:00.000-07:00

安省高等法院法官希美爾（Susan Himel）裁定加國的娼妓法違憲，指娼妓有權在街頭跟兜客講價人溝通，有自由在家中或妓院接客，聘請保鑣和會計人員，不用擔心面臨刑事制裁。作出有關裁決的原因，法官指《刑事法》中關於經營妓院、靠賣淫收入為生，以及以賣淫作目的而有的交流等部分，有違婦女憲法權利，剝削她們表達的自由和個人安全的保障。

聯邦司法部長倪可森表示「高度關注」事件，正嚴肅考慮對裁決提出上訴。代表聯邦政府的律師就指，賣淫活動不論是在戶內或戶外進行，本質上都是危險，而將賣淫非刑事化，亦跟大部分加人的道德價值相違背。有學者擔心，有關裁決可能會刺激嫖客數目增加，人口販賣活動可能會跟著活躍起來。

法律必需要在實際環境下思考和運作，而當中可能會出現不同原則互相抵觸的情況，當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就要從多方考慮中整理出一個平衡點。在西方哲學的傳統中，一般至少會從四個原則去思考：
第一，不傷害他人原則，究竟有關法例會不會對一些人構成傷害；
第二，不傷害自己原則，例如法例要求乘坐私家車要扣上安全帶。
第三，不冒犯他人原則，例如在公衆地方裸跑，雖然嚴格上你有你跑，又跑得小心，不會觸犯傷害他人/自己的原則，但不雅舉動令公眾人士被冒犯和引起不安，就一樣會被法律禁止。
第四，是有違道德原則，例如有法例禁止亂倫。有違道德這個原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法律有用來要求人民遵守基本道德操守的功能。

傾向較極端的自由主義者，往往傾向只著重不傷害他人原則，而忽略其他原則的平衡。今次安省法院裁定加國的娼妓法違憲，法官甚至宣稱娼妓有權自由地在街頭兜客，有自由在家中或妓院接客，明顯是偏重個人人身不受可能性的傷害，高於其他原則。從這個角度看，聯邦政府作出上訴是適當的，因為要讓一項法例達到各方平衡，有助社會整體的建立，必須有機會讓各項重要的原則有被討論的機會。

而無論上訴的結果如何，社會都要作出一些準備。準備什麼呢？就是要防範賣淫的形象被包裝得越來越正面。事關一件事情合法，不代表合乎道德。但很多時都有將兩者混淆的情況。一些為娼妓爭取權益的組織很容易會以合法為理由，進一步塑造賣淫合乎道德的形象。但社會人士要問，如果賣淫成功被塑造為不違反道德的話，會不會有更多少女不慎誤入歧途，長遠背負著曾經出賣肉體所帶來身心靈的傷害？賣淫會不會有日可以在巴士車車廂大賣廣告？不法之徒會不會以合法合情合理的姿態，引誘更多女性落入賣淫、受黑幫操控的痛苦？

其實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各國之間的出入境關卡減少，很多不法之徒就在全世界不同地方，特別是較貧困的地區(例如東歐和東南亞一些窮國)，誘騙婦女和兒童到較富裕的國家出賣肉體。婦孺被誘騙到國外賣淫，過程黑暗痛苦。在不法之徒的虐待和毒品操控下，受害人身心嚴重受創，前景暗淡。按聯合國估計，全球有高達25,000,000人身陷非人口販賣市場。當中79%被性剝削，20%是兒童。娼妓非刑事化後，國際犯罪集團會不會以「合法工作」做招徠，誘騙第三世界國家的貧窮婦女到加國賣淫？

娼妓賣淫的問題，建立健康優良社會風氣的問題，畢竟不只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需要從不同角度、多個層面去思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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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法庭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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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爆煲

2010-09-28T10:52:00.000-07:00

總部設於法國巴黎的經濟合作及開發組織（OECD）在今個月中發表了一份有關加拿大醫療系統的詳細分析報告。報告指醫生不足、候診時間長，已對病人的服務質素造成影響。而隨著人口老化，醫療成本上升，目前的問題只會愈來愈嚴重。

要改善有關問題，政府増加撥款又是不是一個方法呢？
根據報告，按2007年的數據，31個排名國家的平均人均醫療支出是2,964美元，而加拿大就高於平均水平，達到3,895美元。但報告同時指出，加拿大在佔有醫生和護士的人均比率排名，都低於大部分OECD成員國。 2007年，加拿大每1000個人只有2.2個執業醫生，而OECD的平均水平為3.1個；加拿大每1000個人對應著9名護士，亦低於OECD的平均水平的9.6個。另外，在急性病治療床位數目，CT掃描儀和MRI數量上，加拿大也低於OECD平均水平。換句話說，雖然加拿大在醫療上的花費都算為慷慨，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效果。

政府撥更多錢不單止不是解決目前醫療問題的重點， OECD的報告反而警告，除非聯邦和省政府採取措施，有力控制醫療成本攀升；又或者國民願意放棄其他社會服務，或承擔更重稅項，否則醫療開支終有一日會爆煲。有力控制醫療成本的意思，就是要將醫療開支每年平均8%的增幅，減低到4%。

其實醫療開支越來越大的問題，本地的官員和政客怎會不知道。根據加拿大政府自己的數字，1975年加拿大的總體醫療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約7%，到了2006年，數字就去到10.3%，超過1480億加元，每人每年的平均醫療開支達到4548元，比1975年增加了3倍。在卑詩省方面，按2008年的數字，單是醫療撥款已佔卑詩省政府整體開支42%。按目前增幅，估計到2017年，醫療開支將佔70%。一個項目，已花掉全部開支的一半，是一個很不健康的現象。

面對如斯局面，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報告建議，加拿大醫療系統應向病人收取少量費用或墊底費，以及鼓勵醫學界業者競爭。要病人負責少量費用的好處，是讓市民意識到睇病是會造成開支，從而教育市民不會隨便求診。引入競爭則可以鼓勵業界認真地去降低成本。

有關的報告，經常被各國政府用作參考藍本。不過大概因為要病人付費和引入競爭的建議，報告很難在加拿大被認真對待，事關在加拿大有不少政客、工會、以至各類形利益團體，都傾向將有關醫療的討論政治化，自封為「全民醫療保健聖牛」之忠心悍衛者。一切與其狹窄教義有所抵觸之提議，都會被視為異端般打壓。這種現象，令人忘記了醫療保健乃為服務社會而設，在無視現實社會狀況下，只會盲目叫增加撥款的做法，只會將加國醫療系統推入困境。

如果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有充份的根據，即使不採納付費和引入競爭的建議，我們至少也該認真一點去正視醫療開支正步向爆煲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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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釣魚台

2010-09-23T23:45:00.000-07:00

日本保安廳巡邏船在釣魚台海域碰撞中國漁船「閩晉漁5179號」，並且扣押漁船和漁民。雖然14個船員較早前已放回，但船長詹其雄仍然被拘留。其實過往有類似的事件，日本方面的表現都是頗惡，一方面是無視中國政府的交涉，以國內法處理。而用國內法處理的目的是要達到第二方面的效果，就是藉以宣示日本在釣魚島有實際的主權。

相比之下中國政府的反應就柔弱得多，一般都只是硬在把嘴。例如在今次事件中，中國外交部4次表態，又至少4次召見日本註華大使官員，由部長助理召到國務委員，越召越高級；更公開指摘日本的行徑「荒唐、非法、無效」。這些反應和立場其實都不能說是不強硬，但當日本擺明當你透明之後，中國似乎就再無進一步的行動。

其實從博弈的角度來看，中、日雙方的形勢很不同，當中日本發惡的動機和空間明顯比較大。

首先作為國內危機處理的手段，日本政府絕對有動機這樣做。
閩晉漁事件的發生，正值首相菅直人受黨內小澤一郎的挑戰，爭奪首相地位，菅直人正好藉閩晉漁事件去撈取政治利益。其實在文明的日本社會中仍藏有不少右翼份子，這種涉及民族尊嚴的單一議題，最易得到選票。只要你將中國豎立為「敵人」，向她做一兩個態度強硬的醜惡嘴臉，右傾份子就認定你是民族英雄，管得你其他的施政是如何的糟糕，手上的票就鐵定給你。
再加上日本近年經濟不振，政治亦不明朗，連政府都換掉也沒什麼起色，領土主權爭拗正是能激起群情，團結民眾集體轉移注意力的皇牌。日本政府又怎會不善加利用呢?

反觀中國政府的制肘就多很多。首先是中國官民之間的矛盾。中國民間的反應一激烈，中國政府為免出現大形民眾政治活動時擦槍走火，傷及自己，不惜傷了民間的愛國感情都必定要有所抑制。

而對外方面，若果中國外交部學似日本惡形惡相，不單只口硬連拳頭也硬，「中國威脅論」肯定會在西方傳媒中不徑而走。如今日本霸道橫蠻，在西方社會哪有人關注？但只要中國在發言上令人略有軍事威脅的感覺，美國基於外交投機心態，一定會說三道四；其他西方國家說不定也加上一腳，到時中國外交和國際形象便又立刻陷入困境。

事實上，美國政府近幾個多月來，已經在日本海、黃海、南中國海，跟韓國和越南有多次聯合軍事演習，並且計劃在今年12月跟日本作聯合軍演，軍演的地點就正是鄰近釣魚台的日本西南部海域，軍演的假想目標是要奪回島嶼，軍演命名為「離島奪回訓練」，很明顯是要跟中國過不去，就連《紐約時報》評論也擔憂，美國會向中國與其他鄰國的南海島嶼爭端進行干預，「開啟了跟中國可能發生摩擦的一個新源頭」。在釣魚島的這場博弈上，中國的對手可能不只是一個，而是兩個。中國政府最有戒心的可能不是日本政府，而是處處要為己利而跟中國對著幹的美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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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不算歧視

2010-09-13T16:08:00.000-07:00

安省高等法院上星期就一宗持續了幾年的官司作出的裁決，官司涉及一名男子違反加拿大血液服務局（Canadian Blood Services）的規定，在1990年至2002年期間，隱瞞自己同性性行為的歷史，多次向血液服務局捐血。在加拿大自1977年起，任何男性跟另一名男性有性行為，即使只是一次，已不符合捐血資格。血液服務局發現後向該名男子提出起訴。該名男子則反指不允許同性戀者捐血的制度侵犯了人權憲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提出反控訴。

安省高等法院法官艾特肯（Catherine Aitken）最終裁定，禁止男同性戀者捐血的政策並不違憲。該名男子則要就隱瞞同性性行為以及危及公衆安全，向血液服務局繳交1萬元罰款。

法官艾特肯在長達200頁的裁決書中，解釋有關裁決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第一，不允許同性戀者捐血的政策並不違憲，因為加拿大血液服務局(Canadian Blood Services)不屬政府機構﹐因此權利憲章不適用。
第二，捐血並非一種法律賦予的權利。
第三，被禁止捐血﹐會令同性戀及雙性戀社群﹐覺得他們未能完全融入社會。但要求輸血者接受更低的安全標準﹐上述的影響就「無法相提並論」。

這裁決一出，馬上就引起一些同性戀群體的不滿。有同性戀權益組織指高等法院的裁決不合理，漠視同性戀者的人權。又指責加拿大血液服務局應該檢討自己的測驗血液機制，將問題推給同性戀人士是可恥和不負責任。甚至揚言，會繼續有同性戀人士順利捐血，反正血液服務局的審查程序不夠進取和愚蠢。認為高等法院今次的裁決，將對同性戀社區的歧視永久化。

不滿法院裁決，其中一大重點，好明顯落在歧視上。
「歧視」一詞，在中文上幾本上是非常負面；但在英文discrimination的意涵就較豐富。例如男人不准入女廁，是一種discrimination。大近視不能當飛機師，也是一種discrimination。這類形的 discrimination，技術性一點來說，屬於「區別看待」（differential treatment）。
Discrimination 屬於「歧視」還是「區別看待」，主要是看用作區別的條件是否「適切」或「相關」（relevant）。
例如「男人不准入女廁」的區別條件仍基於兩性間的分別，心理因素和人身安全等相關的考慮，故屬合理的discrimination，不含「歧視」成份。
若果「只有有近視的男人不准入女廁」，區別條件「不相關」，這種discrimination就算為「歧視」。

縱觀法院裁判的三大理據，第三個理據就正是處理相關的discrimination是否涉及歧視，抑或是適切相關的區別看待。法官一方面指出，被禁止捐血﹐會令同性戀及雙性戀社群﹐覺得他們未能完全融入社會，但從公眾安全的大前題出法，要求輸血人士接受更低的安全標準﹐上述的影響就「無法相提並論」。法官甚至在裁決書中寫明，在同性戀男子中﹐愛滋病毒(HIV)及其他透過血液傳播的性病「仍然猖獗」﹐因此該捐血政策基於事實﹐而非歧視或成見。而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在今年三月公佈的最新數字，有同男性發生同性性行為的男人，比起一般無同性性行為的男人，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高出至少44倍；感染梅毒的機會就高出至少46倍。從這些依據看來，法官認為禁止同性戀人士捐血不違憲，是基於「適切」及「相關」的條件去作區別，可不能隨便指責人家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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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從小由小做起

2010-09-07T15:07:00.000-07:00

不知由何時開始，凡是用「港」字開頭的事物，都是有負面的意思。例如「港女」是指一些重視外表、崇尚物質、欺負男生、自以為是但思想幼稚的女性。「港男」就指那些貪威識食、小器計較、無風度、無品味的男士。跟住還有「港媽」、「港爸」，含意都是負面刻薄。連比較正面的「港姐」，最近都被冠以「豬扒」這形容詞。這些「港乜港物」，其實都沒有具體的定義，但作為某種社會現象的描述，普羅大眾又好似好有共識。

近期另一個流行的「港」字描述，就是「港童」。「港童」背後又在描述一個什麼現象呢？香港健康情緒中心指出，嬌生慣養的香港孩童比例由以往的1成，增至近年來的3成。這些港童的特徵，簡單而言就是有「三低」。

第一低是自理能力低。有臨床心理學家指出，在輔導的個案中，估計多達三分之一兒童問題涉及缺乏自己打理自己的能力，例如到了12、13歲還沒學會自己洗頭、綁鞋帶。有些較極端的例子，例如到小六仍未識得便後清潔，上學期間沒有父母或者工人在旁代勞，唯有死忍爛忍至放學回家，才得釋放。

第二低是情緒商數（EQ）低。小小事情都會導致港童情緒低落，甚至做出自我傷害的行為。

第三低就是抗逆能力低。遇到困難很快就放棄、逃避。例如有學童因為成績不理想，體育課又覺得太辛苦，寧可用千方百計去告病假逃避返學，也不好好面對。

港童「三低」，歸根究底的原因，是因為自少受到過份的呵護。由早到晚，每一個大小環節，在上有父母緊張照顧，在下有工人順服代勞。久而久之，一些生活基本都完全無概念，自理能力嚴重偏低。當港童發覺自己與其他同學不同，做不到別人做到的事，便會失去自信心、自我形象低落，甚至逃避現實，往後人事關係、情緒健康、責任感等一大堆都很容易會出現問題。

所以要避免三低，就要先由是鍛煉孩童的自理能力開始。要提昇孩童的自理能力一個實際方法，就是自小參予做家務。 根據美國一些兒童成長階段的研究，小孩子到3歲就已經有能力甚至有興趣做一些簡單的家務，到9歲已經可以是家中一個重要的家務參予者。而自小學做家務的好處有好多，包括可以建立自信心、責任感、組織事物的能力、以及加強作為家中一份子的歸屬感。

新學年剛剛開始，父母對子女的關注又很容易會集中在學業成績上，可能容易會產生一種心態，甚至向子女講到出口：「你什麼都不用管，只要專心讀好書，其他所有事情父母會做。」子女學業成績好，對前途故然有幫助。但想長遠一點，子女長大後，只有一張不錯的成績表，是不是足以讓他有能力處理工作壓力；複雜的同事關係；重要的財務決定；不會因為一次失戀而被撤底打沈；做一個有擔帶的丈夫；成為一個有智慧的媽媽；有整全的人格和價值觀去建立幸福的生活？如果單是讀書成績好不足以讓他的將來美滿幸福的話，可能生活上還有其他事情，需要自小去建立你的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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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船的煩惱

2010-08-31T15:08:00.000-07:00

自從大約三個星期前「陽海號」（MV Sun Sea）抵達卑詩以來，如何處理偷渡入境難民就成了一個熱門的討論話題。

令事件引起廣泛關注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陽海號上的是來自斯里蘭卡泰米爾船民，有人擔心當中混有恐怖組織泰米爾之虎的成員。斯里蘭卡駐加拿大領事亦已經向加拿大發出警告，船上可能有一些是泰米爾之虎恐怖分子。
第二，就是擔心以後有手尾跟。陽海號上的人數被確定為492人，其中有380個男子、63個女子以及49個兒童。如果輕易容許他們留下，可能會引發更多國際人口走私集團，利用加拿大寬容的難民制度，鼓勵更多人投奔怒海到加拿大。這樣的話，不單犯罪份子可以謀取暴利，加拿大社會亦要付上一定代價去接收大批難民。

面對這個局面，一般有兩方面的立場。

第一，以人道主義的精神，寬容對待這些船民，人家千辛萬苦飄洋過海尋求疪護，難道你忍心把他們往火坑一伸，一腳踢返生活艱難的原居地麼？
第二，認為要向第三世界居民以至犯罪份子發出清楚的訊息，就是加拿大不是水魚任你佔便宜。杜絕利用加拿大寬容的難民制度的念頭。

澤深仁厚一向都是加拿大人的特色之一，所以支持以人道精神去善待這批泰米爾船民大有人在。不過今次持較強硬立場的人亦都不少。根據Angus Reid民意調查公司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逾1,000名受訪者當中，有48%認為，即使難民申請正當，而且查明跟恐怖組織無明顯聯繫，亦應將泰米爾船民遞解。超過70%相信，在今後幾個月會有更多難民船抵達。

如果處理船民的難民申請，既要考慮原則上的問題，例如人道、公義等的原則，亦不能輕忽現實的情況，要將抽象的理念於入實際處理中運用。

根據聯合國難民部門的資料，斯里蘭卡在26年內戰結束後的今日，國內情況已大有改善(greatly improved)，數以千計的難民已重新返回家園。單在上個月，已有大約280,000境內難民被安置。而在今年上半年，亦有近2,000個難民由印度重返斯里蘭卡。這些資料似乎跟船民所宣稱目前斯里蘭卡的情況有多少距離。當然跟西方發達社會的生活水準相比，斯里蘭卡的生活一定有所不及，但這並不足以構成是難民的條件。加拿大前斯里蘭卡高級專員Matin Collacott指出，有86%在加國的泰米爾難民會回國探親或旅行，這表明他們在原居地並沒有危險。

聯合國亦警告，在斯里蘭卡有犯罪集團經常有大筆的金錢轉流，用不同渠道找錢以供給犯罪活動。據估計，這次陽海號走私人口，主腦可獲利高達2,000萬元的收入。策劃走私人口會不會是犯罪集團的巨大收入來源之一呢？

另一方面，有了一艘陽海號，會不會就等於大開方便之門，更多船民陸續有來呢？在1999年就曾有4艘載滿中國藉船民的船隻到加拿大登陸，當時亦有引起類似的憂慮，不過最後當中有不少船民被遣返，之後亦無出現大規模船民潮，可見即使加拿大的難民制度寬鬆，甚至有漏洞，亦不至於亳無識別難民的功能。

所以與其只在原則立場上爭拗，不如先緊貼關注當局甄別難民的程序和結果，再從今次的經驗去討論以後如何是好。

南海賭局

2010-08-24T15:54:00.000-07:00

近幾個多月來，美國的全球戰略高調地大調整。不過大展拳腳的舞台，就不是伊拉克、阿富汗所在的中東地區，而是中國附近一帶的海域。

今年3月初，中國首次向美國表明立場，指南中國海是關係到中國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美國轉個頭就在日本海、黃海、南中國海，跟韓國和越南有多次聯合軍事演習，又計劃在今年12月同日本作聯合軍演，軍演的地點是鄰近釣魚台的日本西南部海域，軍演的假想目標是要奪回島嶼。軍演命名為「離島奪回訓練」。由合作伙伴到選址到目標到行動名稱，都充滿挑釁性，在在都同中國對著幹。

在中國有網上調查顯示，在11,684名的投票網民中，98﹪認為美國最近的一連串動作，是要營建一條「反中統一戰線」，務求全力封鎖中國的海岸線，牽制住中國在軍事行動的機動性。這個看法，其實在美國國內亦有共鳴。誓如美國《國家》雜誌認為，美國近來的作為「是為了築起一道圍繞中國的長城」。有美國海軍專家分析，這一輪環太平洋大規模演習，目的是「防備亞太地區崛起的新興軍事力量，其中就包括中國」。《紐約時報》評論就擔憂，美國向中國與其他鄰國的南海島嶼爭端進行干預，「開啟了跟中國可能發生摩擦的一個新源頭」。

其實美國試圖軍事封鎖中國的海岸線，已非新鮮事。特別的是近來的行動，跟奧巴馬政府剛上埸時的落差太大。奧巴馬初上任事，似乎真係要放棄了小布殊時代的單邊霸權主義，採用懷柔的多邊策略，令中美關係進入了相對平穩的發展時期。但近期的行動卻是刻意高調，撩事鬥非的味道甚濃。

有如此大的變化，玄機在美國國務卿希拉莉較早前發表的政策性言論中，宣稱南海主權爭議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何解遠在南海水域的問題，會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呢？

第一，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爛攤子，令美國丟盡面子，嚴重損害美軍在國際上的威信。多年來賠上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換來的極其量都只是爭取一個好看一點的下台階，不至撤兵撤得太難看。將中國塑造成一個威脅世界和平的假想敵，然後大鑼大鼓耀武揚威，希望對美國已經委麾的雄風有多少挑勃的作用，粉飾一下大哥大的面子，證明自己還是世界和平的總代理。

第二，是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短期內都難以解決，一輪的剌激方案過後，情況亦無甚起色。奧巴馬上任時的風釆幾乎完全消失，國民的士氣低落。在歷史上，不少的政府在這種局面中，都會使用轉移視線的招數。將中國威脅論大肆宣揚，令國民有一個明確的假想敵，將視線由國內問題轉移同國外威脅，大家敵氣同仇，槍口向外，從奧巴馬政府的角度看，無疑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

第三，售賣軍備是一門動輒幾百億元的大生意。如果有一些地區出現軍事緊張，將會是做軍火生意的良機。若中國沈不住氣，真係跟周邊地區有軍事衝突的話，就正合美國的心意。試想如果美國能向日本、韓國、越南、以至台灣，每年出售幾百億的軍備，怎會不是美國國家利益的一部分呢？

所以中國現在要做的就是戒急用忍，不要中計。正如美國資深研究員Mark Helprin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所講，希拉莉將南海問題和美國國家利益聯繫起來的說法，缺乏足夠的論據支持。美國的軍事行動是要拉中國加入一場賭局，但這對美國同樣是十分危險，不成功的話，按目前的中美軍事趨勢，未來10年內，力量的平衡反而會逐漸向有利中國的方向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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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卻不至失落

2010-08-18T11:09:00.000-07:00

8月12日是聯合國所定的「國際青年日」。而由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所做的「2010年全球青年就業趨勢報告」就在早一日，即11日公布。不過這份報告就無為國際青年日帶來任何喜慶的氣氛，反而有點贈興。事關報告指出，受過去兩年的經濟危機影響，截至上年底，全球15至24歲的勞動人口失業率升至破紀錄的13﹪，人數大約是8070萬。在金融危機之前10年，青少年失業人口每年平均增加大約19萬。但由2007年底，即金融危機開始至今，青少年失業人數就增加了780萬。

報告又顯示，在中東和北非，青少年失業率都超過23﹪；在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就接近15﹪；在歐洲中南非歐盟地區就高達20.2%；在歐盟及其他發達經濟體，都錄得超過19﹪的青少年失業率，可見這個青少年失業飈升的情況可說是國際性的。而即使有工作的青少年人口中，約28﹪的薪酬偏低，不足以讓他們脫貧。報告更加預測問題會加劇，估計2010年的全球青少年失業率，會再上一點至13.1%，即是約8120萬人；2011年會跌一點，但仍然是高水平的12.7%，是成年人失業率的兩倍有多。

國際勞工組織警告，失業率高不單令青少年變成「失落的一代」，還可能會引起更大的社會問題。「年輕人無能力找工作，易產生懶散和自覺無用的情緒，有可能會衍生暴力、衝突和濫藥等問題。」呼籲各國政府制訂政策，協助青少年就業。

政府制定有力的政策固然重要，年青人自己亦要有好的裝備和準備。例如在大學大專期間，除了讀書外，會否考慮做co-op？或者在暑假期間，不是生吞多幾個密集課程，而是去找一些跟所讀專業有關的兼職。其實在目前的工作市場，不少雇主都看重應徵者的工作經驗。擁有同一個學位，有工作經驗者一般都較吃香。所以不妨將工作經驗、社會經驗視為大學大專生涯的必修科。

另一個準備是心理準備。意思不是要說服自己放下理想，只求有兩餐糊口，一世捱騾仔。做好心理準備的意思是，既然知道世界艱難，就好好去提升自己刻苦的心志，堅毅不屈的品格，和成熟的生活態度。
例如學習不要見到喜歡的就買，學下自制和儲蓄，甚至認識一下何謂長線投資。
學習不要將小事放大，經常容易受傷，而是學下整理自己的情緒，面對挫折的能耐，磨練出屢敗屢戰的精神。
又或者不要什麼都賴環境、賴大勢、賴家人、賴祖宗十八代，而是學下勇敢承擔，知錯能改，積極進取。

總言之，各位年青人，請你記住：世界確是艱難，但不代表你一定要是失落的一代！

如果黑莓落入恐怖份子手中...

2010-08-06T10:39:00.000-07:00

智能手機大哥大黑莓近日經常上頭版，不是因為業績或者有什麼新科技研發，而是跟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等中東國家起爭拗，甚至加拿大和美國政府都要出面，協助解決問題。

黑莓手機其中一個引以為傲的地方，就是訊息保密功能。這類功能在一些相對穩定，以及對個人私隱權極度尊重的地區，絕對是一個優勢，黑莓之所以在加美等市場佔有大哥大的位置，這是其中一個關鍵。

不過在一些相對不穩定的地區，私人訊息保密功能太強勁，就會被當局視為一種威脅，沙特阿拉伯等幾個中東國家就正正針對訊息保密的問題，向黑莓的發展商Research In Motion(RIM)發出警告，如果RIM不肯在有關方面妥協，令當局可以對私人訊息、網站及若干形式的媒體的內容作出某程度的監管，就會關閉黑莓的數據及短訊功能。這個做法，幾乎等於趕走黑莓。這些國家提出理由是，太強勁的加密功能，好可能會成為恐怖份子帶來方便。

美國國務卿希拉莉表示：「安全議題是合理合法的，但自由使用的權利也是合理合法的。」這句說話正正指出了問題所在。

從現代西方價值觀來看，大概會比較傾向後者，進而非常質疑所謂「安全議題」和「恐怖份子」的定義。阿蓋達固然是恐怖份子，但異見人士又是不是「恐怖份子」呢？批評政府的政策；在選舉期間為反對黨拉票；嘲笑總理的衣著品味，又是不是涉及地區穩定的「安全議題」？過去兩年北美電影業界流傳著所謂Twitter Effect的理論，就是一套電影的票房，會被動Twitter所左右，事關首映一散場，觀眾一離開座位就會即刻用手機上Twitter發表感想，如果很多負面評價的話，下一場的觀眾就會減少，進而週末票房下跌，這又算不算是「經濟恐怖份子」，危安地區的穩定呢？

不過從中東等地區的角度看，安全議題又確是一個極之現實的問題，因為這些地區的確存在恐怖份子，久不久就傳出恐怖襲擊。前些時，中國政府和Google起爭拗，美國政府力挺Google跟中國對著幹。今回就非常體貼對方國情，甚至國務卿親口表示：「安全議題是合理合法的」，可見即使美國也明白到安全議題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現實問題。

如果RIM堅持由西方社會經驗出發，將自由使用的權利放得遠高於安全議題，做法好簡單，就是準備好退出中東這個新興市場。這個做法的困難是平白失去了一個發展潛力極大的市場。其實目前北美洲的市場已漸見飽和。雖然現在中東只佔RIM的收入及客戶的3%，但增長非常之迅速。更麻煩的是，對黑莓超強加密功能有戒心的國家越來越多，例如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印尼亦都有聲氣，對黑莓的服務表達關切。

如果RIM只從市場收益考慮，放棄自由使用資訊系統的權利，公司在歐美的形象和信譽會受損。亦令一些傾向專制國家以為有市場潛力就聲大氣粗，可肆意侵犯市民私穩。

其實RIM，以至西方國家可以從今次的協商中爭取經驗，學習放下用非常切合西方社會經驗的既有框架去處理牽涉其他國家文化的問題，在一些有抵觸的原則中，整理出一個平衡。既能推動真正的人權值價，又能從中過濾出西方放縱自由的思想，以及顧到其他國家文化的價值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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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國情看辱華塗鴉

2010-08-03T13:01:00.000-07:00

列治文帝國中心的塗鴉事件，涉嫌搞破壞的童黨已被捕。其實在不少商埸的梯間及洗手間，不時都見有塗鴉，只是今次的破壞性超出了一般廁所文章的範圍，而且故意在華人商埸內寫上辱華字句，敏感性和挑釁性大大提高。不單止華人社群關注，一些主流媒體如加拿大國家廣播電視(CBC)亦有報導。不過事件所導致更有爆炸性的討論，大概不是在電視、報章等主流媒體，而是在電腦互聯網上的討論留言區。

CBC在報導過辱華塗鴉後，相關報導網頁的留言區，短時間內就有過百留言。當中有人譴責這類涉種族歧視的行為，但亦有人認為是小事化大，脫褲放屁，事關不少商場厠所內的厠所留言，內容更誇更離譜，又不得有報導？！有些更惹火的留言，例如指白人在列治文被華人歧視已久；指責少數族裔不好好學英文，不積極融入社會，卻處處要求自己的權利受保護。甚至有留言指那些所謂辱華塗鴉，其實是很多加拿大人的心聲。這些惹火留言，明顯不是從華人社群的立場出發。

不過在互聯網上亦有不同立場的留言，例如有人認為該聘武林高手將辱華惡青打一身，斷其十指。有留言就憤慨激昂的要各路華人要團結一心，免得被西人歧視，甚至呼籲要搞上街遊行，不要被人騎到頭上拉屎拉尿。又有留言將辱華塗鴉跟二戰德國納粹黨劃上等號，警告同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若果單看這些針鋒相對，語帶暴戾的網上留言，真會以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和精神已破功，暗湧已成巨浪，族裔間的深層矛盾一觸即發。不過在有這種印象之前，先要先明白網上討論留言的一些特性。

在網上留言的人，出處身分不明，當中暗藏不少高手，慷慨地對身邊事物提出精辟獨到的見解。但同時因為無需揭露真實身分，亦有人會信口雌黃，將心中情緒未經處理就赤裸裸地傾倒爆發。別說什麼大是大非，即使兩個互不相識的網民，都可因一句留言不合，就互送十幾個留言將對方的祖宗十八代數臭。如此埸面，互聯網上可謂司空見慣。所以即使白紙黑字，將這些留言刊載在報章上，讀者仍要明白這種網上留言的文化。

其實縱觀整件事，反而可看到加拿大的多元文化精神正在發揮作用。星星之火的確可以燎原，由希特拉幾個人最終也可演變出一場全球大災難。不同的是辱華塗鴉事件一曝光，三級政府的官員和政客都齊聲譴責，高度關注。當局亦採取了有力行動，將惡青繩之於法。主流媒體亦沒有對塗鴉惡青顯示出半點的同情。與其馬上劍拔弩張，以受壓者自居，要以更強硬的手段向壓迫者抗爭，可以從另一個更合乎加拿大國情的角度去處理。

加拿大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不同背景的成員彼此間會有不了解，甚至誤解，就如一個大家庭，當中的成員會有誤會，甚至會做了一些傷害對方感情的事。但畢竟一家人如果有誠意去建立頭家，就不會口沒遮攔的破口大罵，高調劃清界線，進而彼此攻擊，你爭我奪，彷如爭產風波；而是家人間仍互相尊重，學習接納，進而彼此明白，增進溝通，令家庭在經過爭拗後更成熟地成長。

故此最好令社會上的害群之馬，以及偏激惡毒的思想窒息的方法，不是振臂高呼搞對抗，而是用誠意去爭取最大的溝通空間，各方反省自己的優劣，互諒互讓，又一同進步。我認為加拿大確實有這樣的條件和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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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夷所思的架空列車

2010-07-27T12:29:00.000-07:00

大溫運輸聯網最新報告顯示，架空列車站在2009年度的罪案數字上升至28,000宗，比前一年增加了3,500宗。這些罪案除了乘撘霸王車外，還有搶劫、犯毒、性侵犯等等。其中Broadway-Commerical和素里市中區的情況最嚴重，單是涉及暴力罪案，兩站共有60宗。而涉及販毒的站王是Stadium，有70宗。全線加起來，涉及大麻的罪案就高達769宗。

除了罪案數字和飈升的趨勢有點嚇人之外，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就是為什麼當局遲遲未有在架空列車站加設買票入閘系統。

第一個匪夷所思的原因，就是作為一門需要顧及收支的生意，何解會堅持一個不合乎經濟原則的做法。運輸聯網用在維持運聯警察的支出，每年約為2千2百萬，當中主要是用以維持架空列車站的治安和捉撘霸王車的乘客。即使如此，運聯自己估計因有人撘霸王車所招致的損失，每年仍高達6百萬至8百萬元。更麻煩的是，以運聯名義去追人交罰款的困難非常大，繳交罰款比例嚴重偏低。即是說就算發了告票，很可能連行政開支和印製告票的費用也蝕掉。

一直以來，運聯都以安裝買票入閘系統的費用龐大作為不安裝的理由，但其實不安裝所導致的開銷和損失一樣巨大，兼且無可以是無止境的蝕下去，完全不乎合經濟原則。

第二個匪夷所思的原因，就是何解運聯作為一個服務社會的組織，好像不太能夠體會社會的變遷。 當一個地方人口增加，人的關係、品流日見複雜，罪案率上升，信任度也漸趨薄弱。原本以一個「信」字為基礎的商業運作，必需加上法律和其他配套去作一個有力的保障。就以油站為例，油站一向都是一個信任度頗高的地方。客人可先在店外取貨，再施施然入店內交錢。不過隨著社會環境的轉變，為了安全理由，油站陸續裝上保安攝影機。而近年因為破壞此信任關係的人增多，油價高企又燃燒起人的貪念，且不時傳出有油站員工因阻止人搶油而傷亡的消息，當局終立法，於2008年2月起，全省油站都改為「先交錢，後取貨」。

原本以信任為基礎的商業活動，轉變成要以法律作阻嚇，確是有點令人傷感。但這也可算是一個大城市的自然發展。架空列車站是不是有什麼得天獨厚的條件，能在一個品流複雜的大城市中，保持「信」字運作嗎？事實又好像不是。架空列車站沿線的罪案一般較多，車站附近的治安一向較差，因為架空列車四通百達，既方便市民，也方便罪犯。這種狀況，運聯自己所做的報告也說得很清楚。

可能有人認為上車不買票是小事，要花錢，不如花在打擊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上。但逃票真是小事情嗎？

在1980年代，美國紐約的犯罪率驚人，令人想到紐約，就想到罪案。在一些治安黑點，市民入夜後就不敢出街。紐約市政府經過研究後，推出了一系列打擊罪案政策。而行動的第一步，就是由打擊搭地鐵逃票開始。因為逃票雖是一個小小的失序行為，卻能大大壯了罪犯的膽，認定地鐵乃無王管之地，犯案的心理障礙大減。在打擊逃票的過程中，警方竟發現在逃票者中，有1/7是通輯犯；1/20身懷武器。經過一輪打擊逃票行動，再配合其他政策，紐約地鐵的治安轉好。5年內，整體犯罪案件少了50%。

運聯較早時終於宣佈，將於2013年在架空列車站安裝遲來的入閘系統。希望這計劃能如期，甚至更早完成。而整個計劃的方向，不妨仿效紐約的做法，成為一個更大規模滅罪行動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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